从文学哲学化到哲学文学化——梅洛-庞蒂文哲亲缘性思想再探

　　摘    要：文学与哲学的交织贯穿梅洛-庞蒂思想始终，他把文学视为存在表达本身而非其现象学哲学的构思工具。文哲交织在梅洛-庞蒂思想历程中呈现出由文学哲学化到哲学文学化的双重面向和演变脉络，对应于他在观念和话语维度对文哲关系的创见，并折射出其形而上学批判和知觉现象学建构的完整路径。表达和隐喻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梅氏晚期文本中以隐喻革新哲学术语的尝试，缓和了哲学观念与哲学话语之间的紧张关系，为扫除早期知觉理论中的唯心论残余以及实现其理论内部的自洽，提供了一条有效的路径。

　　关键词:梅洛庞蒂;文学哲学化;哲学文学化;表达;隐喻;

　　From Philosophization of Literature to Literalization of Philosophy: Revisiting

　　Maurice Merleau-Ponty' S Thought on the Affinity Between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bstract：The intermeaving of philosophy into literature runs through Maurice Merleau-Ponty’s thought. From his perspective, literature is the expression of existence rather than a tool for the conception of his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In the course of Merleau-Ponty’s thought, the interweaving of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presents a dual orientation and evolutional trajectory from philosophization of literature to literalization of philosophy, which corresponds to his creative opin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in the dimension of concept and discourse, and reflects his approach to constructing metaphysical criticism and perceptual phenomenology. Expression and metaphor play significant roles in this interwoven relationship. Attempting to innovate on philosophical terms through metaphor in his later texts, Merleau-Ponty manages to ease the tension between philosophical concepts and discourses, providing an effective way to eliminate the idealistic remnants in the early perceptual theory and achieving self-consistency within his own theory.

　　Keyword：Maurice Merleau-Ponty; philosophized literature; literalization of philosophy; expression; metaphor;

　　梅洛-庞蒂对绘画的哲学阐释素来是研究者们探讨的热门议题，而文学与其哲学之间的交织关系却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虽然梅洛-庞蒂并未写过专门论文学的著作，但是关于文哲关系的妙思散布在他各个时期的著作、文章和课程笔记中。法国学者艾曼努埃尔·埃洛阿（Emmanuel Alloa）在《感性的抵抗》（La résistance du sensible）一书中指出，通常在哲学中，文学等艺术只是被视为服务于其他哲学概念的边缘化领域，而梅洛-庞蒂的哲学则直接与艺术家及其作品保持对话（埃洛阿 205）。即现代文学被梅洛-庞蒂视为哲学表达本身而非其现象学哲学的构思工具。

　　文哲关系在梅氏的整个思想历程中体现出“文学哲学化”和“哲学文学化”的双重面向，由前者到后者的推进映射了文哲亲缘性在梅洛-庞蒂整个思想历程中的演化方向。关于文学的哲学化思考始于早期代表作《知觉现象学》，主要展开于过渡时期的文本和法兰西学院课程笔记，如文集《世界的散文》，以及课程笔记《语言的文学运用研究》（Recherches sur l’usage littéraire du langage）、《感性世界与表达世界》（Le monde sensible et le monde de l’expression）、《论言语问题》（Le problème de la parole）等多次阐述知觉、言语、文学表达和存在之间的密切关联。现代文学在表达上与知觉现象学的亲缘性成为梅洛-庞蒂文论研究的核心内容。然而，梅洛-庞蒂关于文哲亲缘性的另一个面向，即哲学的文学化革新（集中于其晚期文本和哲学笔记中）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哲学文学化是梅洛-庞蒂关于文哲亲缘性关系的重要创见，而且它关乎梅洛-庞蒂对传统形而上学批判和知觉现象学建构的完善，是扫除早期唯心论残余的不可或缺的哲学探索和哲学实践。有鉴于此，本文将分别对文哲关系的双重向度进行阐释，并揭示由文学哲学化向哲学文学化的推进对于梅洛-庞蒂思想发展的意义与价值。

　　一、文学哲学化：风格与现代文学的表达

　　梅洛-庞蒂在现代文学中发现了打破传统工具论语言观的语言表达方式，它能够以反叛现成的概念范畴的言说方式，突破传统哲学将我们置于具体经验之外的抽象真理，呈现出在知觉中向我们敞开和显现的存在。依据梅洛-庞蒂的阐述，现代文学在表达理念、言说方式和审美效果层面与其所主张的知觉现象学立场不谋而合。在创作理念方面，现代文学的表达不像古典文学那样预设一个中心思想，按照某些规则编排情节以达到表现文本中心意义的目的，而是对实存知觉经验进行忠实的观察和描写，作家的创作依循自己境域性的动态知觉经验而展开。作家的知觉经验并没有被透明性的观念所吞噬，反而在文学语言生动的言说中不断打开被遮蔽的生活世界的诸种面貌。因此，在梅洛-庞蒂看来，现代文学之所以具有超越于传统哲学概念的哲学意蕴，关键在于它能够带领我们不断发掘世界的秘密，却不预设一个客观世界。

　　在一则题为“政治—哲学—文学”的工作笔记中，梅洛-庞蒂明确表达了现代文学与其哲学主张的亲缘性：

　　阐述一个哲学观念：它不可能被全面而主动地把握，它不被理智所占有，因为这种把握是一种剥夺——它不是悬在生命之上的。它在生命之中。它是所有领域中把握与被把握的同时性经验。它所说的、它的意义，并不是绝对的不可见：它通过文字使之成为可见的。就像所有的文学作品一样。（Merleau-Ponty, 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 266）

　　在这段对文哲关系的表述中，梅洛-庞蒂否定了哲学传统概念在表征存在时脱离具身经验的做法，认为哲学应该和文学一样在经验之中去接近存在。“可见”和“不可见”，即传统意义上的表象和本质原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哲学所寻求的“答案”不在生命之上，而是渗透在活生生的生命体验之中。现代文学尤其注重通过言说来描述我们的存在经验的发生形态，正是在此意义上，梅洛-庞蒂认为哲学和文学在20世纪正在趋于一致，文学作品正如哲学文本一样，是作家对其所亲历的世界的领悟和把握，“小说或戏剧将全然是形而上的，哪怕它们连一个哲学词汇都不用”（梅洛-庞蒂，《意义与无意义》 31）。

　　风格概念是理解梅洛-庞蒂文哲亲缘性思想的重要线索之一。在梅氏看来，艺术风格的产生可以追溯至作家原初的知觉经验。在《间接的语言和沉默的声音》一文中，通过与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的风格理论进行比较，梅洛-庞蒂提出了自己对于绘画风格的新理解，并将之关联到文学艺术的表达中。马尔罗认为，绘画风格与博物馆和摄影艺术的出现息息相关，博物馆对绘画艺术的收藏、陈列和展览为我们提供了同时欣赏和比较艺术家在不同时期或同一时代不同艺术家作品的可能性，基于摄影技术的艺术作品集更是将不同时代、不同艺术家的作品汇集在一起，风格正是比较的结果，是博物馆使我们形成了对艺术风格的区分和理解。梅洛-庞蒂否定了博物馆使艺术风格得以产生的观点，他认为马尔罗对风格的定义脱离了艺术作品与其所产生的世界的联系，风格在此被视作一种目的，艺术创作则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事实上，风格早在艺术家创作之前就已存在，“风格出现在画家之所以作为画家的知觉语境中；这是一种源自知觉的迫切要求”（Merleau-Ponty, Signs 54）。也就是说，风格体现了处身于世界中的主体同其周围世界的关系，“体现着身体-主体与他人或一般意义上的他者的共-在（co-existence）”（张颖 125）。因而，艺术风格可看作是艺术家对其在世存在的知觉经验的一种表达实践，“每一幅绘画都表达了存在的全部”（Signs 63）。在梅洛-庞蒂看来，艺术表达具有相似性，不管是画家还是作家，他们的工作都是对其知觉中的世界风格的阐述。梅氏对风格的重新诠释凸显了现代艺术的非客观再现特征，揭掉了艺术作品“模仿”客观世界的标签。

　　依据对风格起源问题的重审，梅洛-庞蒂对文学作品作了区分：拥有风格的文学作品被称为“伟大的散文”，反之，则被视为“平庸的散文”。前者指向一种“征服的语言”，“它不局限于陈述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而是为我们引入一些陌生的经验、引入一些永远不属于我们的观点，并最终让我们摆脱自己的偏见”（梅洛-庞蒂，《眼与心·世界的散文》 211）。在《论言语问题》（Le problème de la parole）的课程笔记中，梅洛-庞蒂引用了普鲁斯特在《驳圣伯夫》（Contre Sainte-Beuve）一书中对巴尔扎克和福楼拜之风格的评判。在普鲁斯特看来，和福楼拜相比，巴尔扎克的作品不具有风格，因为他的语言过于直白，他向读者“解释”的太多以至于剥夺了言语和沉默之间意义增殖的可能性。梅洛-庞蒂借用了普鲁斯特的评价，并进一步指出，在巴尔扎克试图向读者解释或论证时，他所使用的仍然是非创造的工具性语言，这种语言一下子给出了所有的东西，也就同时失去了展示世界以其他方式出现在读者面前的可能性（Andén 216）。相反，福楼拜的文本处处彰显出作家的风格，这种风格渗透在作品的字里行间，并形成一个浑然整一的氛围，“真实整体的各个局部整合为同一实体，[……]任何不同的东西都在其中被转化并加以吸收”（普鲁斯特 154—155）。在福楼拜的文字中，我们看到了世界在作家眼中的面貌，体验到一种全新的存在于世界中的方式。

　　就像绘画艺术以一种异于我们习惯的看待世界的方式来表达风格，文学作品也把我们带到了惯常语言系统之外来观察和言说世界，“一本书的意义首先不是通过其思想，而是通过语式、叙述形式或现存文学形式的系统的且不同寻常的变化被给出的”（《眼与心·世界的散文》 95）。具体而言，现代文学尝试打破语言习惯，不再追求明晰确定的语言表达，而是让意义贯通于“字里行间”，使文学作品的意义与语言表达无法分割，作品无法被精确地转译或毫发无损地抽绎为故事梗概或抽象意义与真理。因而，梅洛-庞蒂认为，现代文学的语言致力于抵制对作品进行概念化和范畴化解读的惯常做法，其“所说”和“言说”、“所指”和“能指”处于一种相互蕴含、不可分割的交织关系中。

　　这种交织并不是二分之后的重新聚合，而是在原初意义上的尚未分化。用梅洛-庞蒂话说，言语与思想不是外在性的关系，“它们是一个被包含在另一个中，意义被纳入到言语之中，而言语是意义的外部实存”（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 254）。文学作品的价值和魅力“不在于以说教的方式描绘事物或表达观念”，而在于“可变的叙事节奏”，“在于创造出一种语言机器，以一种几乎可靠无误的方式将读者置于某种诗意的状态中”（《意义与无意义》 75—76）。换言之，现代文学的言说方式呈现了内嵌于具体经验之中的存在的意义，且并没有使其“脱离可感的外表，上升为第二层次的肯定性”（梅洛-庞蒂，《可见的与不可见的》 185）。这种言说方式避免了陷入理智主义传统所秉持的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身体与心灵的二分模式。这种思维和语言相互缠绕的表达方式揭示了“初始状态的逻各斯”——也是我们的生命和事物的生命的原本存在状态，在其节奏和韵律中，生命与世界的深层关联得以绽放。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现代文学是作家对其知觉中的世界面貌的一种创造性阐释，亦即一种“生产性再现”，它不仅意味着重新感知和表述世界的能力，而且意味着能够为我们带来全新的体验世界的视角。如果作家的创造性表达是成功的，那么读者就会被带入起初对其是陌生的乃至抵抗的言语节奏及思想当中。因而梅洛-庞蒂认为，在阅读和欣赏现代文学作品时，我们所掌握的一些现有的、永恒的哲学概念和绝对真理无法作为理解作品的钥匙。我们就像第一次面对世界一样开始阅读一本小说、欣赏一幅绘画。由于艺术作品所呈现的不是已经存在的事物，而是在流动运转的时空语境中事物存在的某种方式，因此其创作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向读者再现客观世界，而是召唤读者来“见证”某种存在的意义，并带给读者陌生性的经验。这种阅读和欣赏带来的“惊奇”正是梅洛-庞蒂所期望的现象学哲学能够提供的“视看”世界的方式。在他看来，哲学所从事的是一种对存在的“究问”工作，在对存在的探究中，我们得到的不是对象性的知识，而是对其“惊讶的确认”——在不断的重复和回响中得出世界运转的普遍性的“力”和“法则”。哲学家不再是“先知者”，而是“初学者”和“见证者”，世界不是其思考的对象，而是其“亲历的东西”，世界与其相通、向其开放，但并不被其所拥有。

　　二、哲学文学化：隐喻与哲学话语革新

　　梅洛-庞蒂的学生兼文集整理者克劳德·勒福尔（Claude Lefort）在《世界的散文》一书的法文版“致读者”中指出：“从1952年到1959年，一种新的要求被提了出来，他的语言产生了变化。”（《眼与心·世界的散文》 102）1雷诺·巴尔巴拉斯（Renaud Barbaras）在给埃洛阿《感性的抵抗》一书所写的导言中也提到，梅洛-庞蒂对传统形而上学透明性观念的抵抗体现在思想和语言两个层面，对自身哲学语言的反思关乎其哲学的内在发展潜力（埃洛阿 16）。具体而言，在经历了中期对语言和文学表达问题的探索后，在晚期的哲学思索中，梅洛-庞蒂试图为其知觉现象学哲学寻找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僵化封闭的范畴式言说方式，与生命的存在本身共同诞生。梅氏的主要策略即运用隐喻创造新的哲学术语，改变哲学言说方式，以此切近存在的原初形态和发生态势，试图凭借隐喻所带来的意义的开放和增殖效用，发挥哲学本应具备的对存在的“探究”或“究问”力量。

　　隐喻通常出现在文学语言中，作为一种修辞手法在文学创作和阅读理解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隐喻的这一表意属性也体现在传统哲学观念和话语中，这与理智主义思维方式本身要求的清楚明晰的概念表达息息相关。所以，隐喻在传统哲学和文学理论中具有工具属性，以服务于理念和真理的表达为最终使命。然而，随着西方现代思想将传统哲学框架所忽视、遮蔽或否定的异质性存在和边缘意义纳入考察视域，隐喻逐渐走入了哲学话语的中心，其身份和属性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不再被视作单纯的语言修辞手法，而是被当作我们思维和行动的根本的认知形式2。也就是说，当代思想发现了隐喻的本体论价值，隐喻不再作为思想的“外衣”可以在揭示意义时被剥离，它恰恰是意义的关键构成要素。其背后的理念支撑源自西方现代哲学对哲学任务与话语的普遍反思——哲学语言不应以范畴或定义终结我们对存在的思考，而是要引导人们对存在展开无限的究问；哲学话语应该具有开放性和运动性，因为我们是在与具体经验的无限接触中不断更新对存在的理解的。

　　梅洛-庞蒂正是在此本体论意义上运用隐喻革新哲学术语的。在1960—1961年《笛卡尔本体论与当今本体论》（Cartesian Ontology and Ontology Today）的课程笔记中，他明确指出哲学言语与隐喻的亲缘性：“言语承担的不是作为‘智力的观念’的意义，而是作为隐喻的意义，它把我们的习惯和规则所分离的一切事物都联系在一起，不像智力‘直接从现实中释放’它的真理——言语（作为一个片段）经由语境来表示其意义。”（Merleau-Ponty, The Possibility of Philosophy. Course Notes from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59-1961 121）对语言非观念符号的身份的强调表明，真理和意义存在于哲学话语本身，并在具体的言说中释放其能量。就此而言，梅氏早期文本中所使用的传统哲学术语和言说方式已无法满足其现象学描述的需求，哲学话语的革新成为梅洛-庞蒂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尽管梅洛-庞蒂革新哲学话语的实践由于其早逝未能得到更加充分的呈现，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他最后的哲学笔记中窥见他对哲学术语和言说方式革新的探索与决心。勒福尔也在《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结尾的“跋”中指出了这部未竟之作的核心议题之一为，通过对哲学话语进行反思，完成对早期知觉问题的重新审视，“并由此以它的话语回到它的始源的神秘之上”（《可见的与不可见的》 383）。

　　“肉身” （chair）正是梅洛-庞蒂为了挑战和突破既有的概念范畴而提出的一个具有隐喻性的哲学概念。虽然肉身概念并不是梅氏的首创，但在20世纪的西方思想史中，他确是“第一个明确了‘肉身’概念的哲学意义，描绘出这种‘在任何哲学中都还尚且没有名称’的存在”（卡波内 15）。作为梅洛-庞蒂后期的核心概念，肉身是在对早期“身体-主体”的反思中发展而来，指的是世界之中的“可见者”，以此替换传统形而上学中的“主体”和“客体”。相比于后者，肉身属于一种无主体性的基质和元素，它既非物质、亦非精神，更不是实体，而是物质和精神、可见和不可见含混交融的“肌理组织”。由此可见，梅洛-庞蒂在此是以隐喻的方式借用了本不属于哲学范畴的肉身概念，以此突出可见者的匿名性和交织性。这一概念的“创造”从根本上解决了主客二分模式的困扰。

　　此外，在《可见的与不可见的》“探究与直觉”一章中，梅洛-庞蒂使用了“孕育”“分娩”等隐喻来表征事物存在的本原面貌，“存在（Sein）在哪里？我们面前从来没有纯粹的个体，[……]也没有无地点和无时间的本质。[……]而是在其周围拥有一个堆积的、涌现的、侵越性的、混杂的时间和空间——无休止的孕育、分娩”（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 115）。在题为“本体论原则：未分化的存在”的哲学笔记中，梅洛-庞蒂再次把事物的存在状态喻为“生产”和“繁殖”，他说：“所有的绘画，所有的行为，人类所有的事情都是时间的结晶，都是超越的密码[……]这意味着突破的力量、生产力（praegnans futuri）、繁殖力[……]这是本质（Wesen）。”（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 208）在这里，梅洛-庞蒂所使用的新术语，如“孕育”“分娩”“生产”“繁殖”等本属于其他人文学科，在以隐喻的方式被挪用至哲学领域时，这些词汇本身所具有的运动感和节奏性唤醒了存在的生命力。换言之，比之于传统哲学以绝对理念对存在本质的说明，这些新术语更能够呈现出存在本身的绽出形态和时间性特征，从而为哲学话语赋予了力量和韵律，在哲学表达的时空生成问题上具有突破性意义。具体而言，梅洛-庞蒂所使用的新术语与旧的哲学概念相比具有含混性、开放性和生成性，与知觉经验的原初存在方式和动态存在形态相契合。

　　首先，这些新术语是含混的，它们处于理智和经验之间，或者说，同时蕴含着“形而上”的理念和“形而下”的实际经验，从而把哲学放置于离生活世界最贴近的维度中。相较于传统哲学以唯一性和确定性的概念范畴“反思”并“规定”人的存在，梅洛-庞蒂的含混性术语更像是一种“启示”——一方面提供具有普遍性的真理理念，另一方面允许异质性和边缘性因素的存在，因其含混而具有包容性。所以，有学者认为梅洛-庞蒂对哲学概念的革新是在进行一种持续练习，一种表达性实践（de Saint Aubert 126）。

　　其次，这些新术语具有生成性，致力于彰显“正在形成中”的真理和理念。传统哲学限于二元论思维，其概念术语也由此忽略了“之间”地带，从而也无法揭示思想正在生成的动态形势，而只能表达已存在的、完成了的真理。换言之，传统的“逻辑和概念工具只真正适合于制定逆向运动，即区分事物之后再将它们统一起来”（de Saint Aubert 126），这样，我们在传统哲学中获得的只能是尽量去契合现成的绝对真理，或者把思想的对象当作外在于我们的客体——这也导致了对象的物化。而梅洛-庞蒂在《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中所使用的新术语则是一种“运行中的语言”，一种事物自身言说的语言，“这是生命与行动的语言，也是文学与诗的语言”（《可见的与不可见的》 156）。梅氏称其为“施效的语言”（langage opérant），“这种语言只能从内部出发并通过实践才能被知，它对事物开放，由沉默之声发出，它继续着一种表达努力——表达存在的所有面向”（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 126—127）。显而易见，“孕育”“分娩”“繁殖”等术语相较于传统哲学非时间性的概念体系而言，更能够呈现事物的境域性存在形态，揭示存在的运动（即时空生成性）本质。

　　第三，这些新术语具有开放性。在隐喻中，言语的意义总是超出当下的直接含义而趋向丰富驳杂的关联意义，因而我们能够在其中不断发现存在的“惊奇”，用勒福尔的话来说，梅洛-庞蒂对哲学语言的改造遵循着这样的思路，即“他自己的言语没有把它们所说的封闭起来，因为言语的意义总是超出当下的或直接的意义，因为，最终它们向存在开放的力量是与激活这些言语的探究力量相联的”（《可见的与不可见的》 388），“《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从头至尾都试图保持开放式探究。这不是一种系统的和方法论的怀疑练习[……]而是对我们的知觉生命和知识生命的持续探索”（389）。梅洛-庞蒂在《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中所使用的隐喻性术语正是对传统概念体系所规定的明确边界的突破，维护了“边缘地带”意义的丰富性和开放性，从而使意义摆脱了归并到固化的本质范畴的命运。

　　总之，梅洛-庞蒂对文学隐喻的哲学运用激活了隐喻在哲学话语中的本体论意义。相较于古典形而上学概念体系的二分模式、封闭固化和绝对权威性，梅洛-庞蒂通过隐喻所“发明”的这些术语呈现了存在形态的原始交融性、运动生成性以及边缘意义的不可或缺性，使我们在哲学话语的言说中体悟到具有完整结构和动态形态的，且始终处于开放状态的存在经验。这正是现象学描述所致力于开展的工作。由此可见，文学话语为梅洛-庞蒂的哲学思想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实践路径。因此，文学在梅洛-庞蒂的理论中并非其哲学表达的工具化手段，而是其借以超越哲学传统概念体系的强势力量。

　　三、从文学哲学化到哲学文学化：对早期唯心论的克服与形而上学批判的完成

　　梅洛-庞蒂对文学和语言的重视与其形而上学批判和知觉现象学工作的开展息息相关，且文哲交织关系的不断推进与其哲学思想的深化和发展相伴相随。梅洛-庞蒂的现象学哲学思想首先是在反对传统哲学（形而上学）的客观化原则上发展起来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以“存在本身”（ousia）——使具体的存在者得以存在的最终根据和原则——为研究对象。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具有内在相通性，即以理智的推理和判断把握和认识世界，并以体系化的概念范畴来表述，因而“我们对世界的经验完全是由概念织成的，[……]恰恰是这些概念构成着我们所有现象、我们所有存在的结构”（梅洛-庞蒂，《知觉的首要地位及其哲学结论》 18）。在梅洛-庞蒂看来，传统形而上学实质上是以“俯瞰”的姿态把经验还原为本质，其秉持的是一种“理智主义独断论”。这种对世界的认识方式存在诸多弊端：以概念框定和提纯实存经验的方式造成了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事实与本质的二分、经验与理念的割裂；由于经验中的世界被化约为主体的先天构造，因而其存在的当下性被剥夺，世界被视作无时间性的永恒存在。由此造成了传统哲学的“神话”属性：“有一种关于哲学的神话，它把哲学当作对精神的绝对自主的独裁断言。”（Signs 98—99）就像原始人在神话故事里想象生存，传统形而上学教导我们在抽象的概念体系中把握世界和存在经验。

　　这种独断论的哲学态度及理性统摄感性的思维方式也渗透在传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中。在以往的文学作品中，文学语言通常被视为绝对精神和最高理念的传声筒，其价值在于揭示绝对真理、为事物命名，而命名即意味着文字被命名的客体所替代。因此，构成作品的“物质材料”往往被赋予“语言-工具”属性，文学语言的艺术性在被阅读的过程中以让位给被揭示的真理和意义为最终使命。语言本身的“重量”“节奏”等质感被贬低为理念的附属物，“词通过这种变形不再能够被我们的感官所通达，并且失去了它们的重量、它们的噪声、它们的线条、它们的空间（以便成为思想）”（转引自梅洛-庞蒂，《眼与心·世界的散文》 241）。

　　梅洛-庞蒂认为，传统哲学解释世界的做法与我们关于世界经验的真实状态相悖，它是在现象“之外”去把握存在。然而，存在不是在我们“面前”，而是在我们“四周”，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横贯”在我们身体里，“像帕斯卡尔所认为的那样，存在于最微弱的心跳里”（《意义与无意义》 31）。因此，经验与理念、主体与客体在我们的知觉中是不可分辨的，它们混杂交融于我们的实存经验中。从这个角度来说，传统形而上学未能抓住存在真正的意义生发之处，即理智和经验尚未分化的原初状态。故而，梅洛-庞蒂主张消除传统哲学对世界进行总体解释的“神话”属性，他认为，真正的形而上学不是以概念范畴对世界经验作清楚明白的解释，亦即对存在做出先于其自身的给定的规则，而是“寻求在任何主题化之前它事实上于我们之所是”（《知觉现象学》 12—13），即把握一种“活的”、前课题的世界经验。这就要求把本质重新置于实存之中，从而“阐述一种世界经验、一种与世界的关联”（《意义与无意义》 30）。

　　梅洛-庞蒂对形而上学的重新定位基于现象学对自身职责的规定。对于现象学来说，“世界总是在反思之前就作为一种不可让渡的在场‘已经在此’，而全部的努力就在于恢复与世界的这种素朴的联系，以便最终给予这一联系一种哲学地位”（《知觉现象学》 1）。因而在现象学的立场上，哲学的任务就是要重新学会看世界——着力于在前反思的原初境域中发现我们与世界的联系，并尝试按照我们的实存经验之所是对其进行直接描述。伯纳德·弗林（Bernard Flynn）将梅洛-庞蒂基于现象学立场所得出的存在的本原称为“弱普遍主义”（weak universalism），认为它不是一个可以“一劳永逸地实现的普遍性，而是一个阻止任何特定意义系统之封闭性的普遍性；在这种弱普遍性中，任何构成性的意义系统都会进入非构成性的领域，即世界”（Flynn 127）。这意味着存在的开放性和生成性,同时也意味着对存在本原的探讨必须“降落”到经验中去表达。

　　现代文学的言说方式被梅洛-庞蒂视为施展其现象学描述的绝佳路径。在其早期成名作《知觉现象学》的前言结尾，梅洛-庞蒂明确指出，普鲁斯特、瓦莱里和塞尚等现代作家与现代画家处于和现象学哲学家相同的“道路”上，他们持有共同的理念和工作方式，现代艺术家是现象学家的“同伴”（《知觉现象学》 20）。在同一年发表的《小说与形而上学》一文中，梅洛-庞蒂再次强调了19世纪末以来的现代小说作品与其现象学立场的契合性，“当问题在于让世界经验发言，在于表明意识如何溜进世界时，我们再也无法自矜于达到一种表达的高度明晰。哲学表达承担起与文学表达同样的含混性，即便世界被塑造得竟至于只能在‘故事’里被表达”（《意义与无意义》 31）。

　　然而，在《知觉现象学》出版次年的法国哲学年会上，与会学者布雷耶（Émile Bréhier）、勒努瓦（Raymond Lenoir）等人在听了梅洛-庞蒂为其《知觉现象学》所做的关于“知觉首要性”的辩护报告后，对其哲学与文学艺术之间的暧昧关系提出了质疑。布雷耶认为，梅洛-庞蒂的知觉理论无法适配于哲学领域：“您的观点更适于用小说、绘画来表达，而不是用哲学。您的哲学导致小说。”（《知觉的首要地位及其哲学结论》 43—44）勒努瓦也指出：“在日常生活中被简化成动力模式的知觉，只有在艺术活动中才能得到充实并获得意义。”（49）另一位学者博弗雷（Jean Beaufret）赞同布雷耶和勒努瓦对梅洛-庞蒂的质疑，但他更进一步指出了梅氏的问题所在：

　　如果我要对作者有所指责的话，不是说他“走得太远”，而是说他还不够彻底。他向我们所做的现象学描述实际上还保留着唯心主义的词汇。[……]然而，所有的问题正在于了解：彻底的现象学是否要求像海德格尔从胡塞尔那儿走出一样，摆脱掉主观唯心主义的主体性及其词汇。（《知觉的首要地位及其哲学结论》 72）

　　也就是说，梅洛-庞蒂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和哲学话语出现了脱节——仅反思了哲学的客观化思维方式，而忽视了对其概念和言说方式的重置。简言之，《知觉现象学》中所使用的哲学术语和概念无法自洽于其知觉理论。布雷耶等人的质疑的确击中了梅氏早期思想的困境，即哲学理念与哲学话语的矛盾或者说不匹配，这也成为后世学者们批判梅洛-庞蒂早期思想的一个要点。例如雷诺·巴尔巴拉斯就认为，在梅洛-庞蒂前期的思想矛盾中，过时的概念框架负有主要责任（Barbaras 180）。弗兰克·乔里奇（Frank Chouraqui）也指出，二元对立的哲学概念在梅洛-庞蒂将知觉回溯至前客观的领域时为其带来了困难，这一困境直到《可见的与不可见的》才得以突破（Chouraqui 133—137）。

　　这些质疑和批判表明，梅洛-庞蒂要想实现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超越，完善其知觉现象学的理论建构，不仅需要转变理智主义一家独大的哲学思维方式，还需要革新二元对立的哲学概念体系。两者之间是彼此交合、不可割裂的一体两面的关系。倘若沿用旧的概念和话语对新思想进行表述，难免会产生词不达意、言义割裂的情况。换言之，这些质疑揭示了梅洛-庞蒂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即他所主张的知觉现象学如何用语言进行表达，使其思想准确地转化为“哲学文本”。虽然在1946年的哲学会议上梅洛-庞蒂没有正面回应布雷耶等人的诘问，但是在他此后的思想历程中，这一问题成为了影响他哲学运思的重要因素。

　　如上文所述，关于语言和文学表达的问题在其中后期思想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且论证侧重点略有不同：中期聚焦于揭示现代文学的哲学化，后期则致力于哲学的文学化改造。如果说梅氏中期关于“文学哲学化”面向的思考是在哲学观念层面探讨现代文学与现象学哲学的契合性，那么，后期借用隐喻创新哲学话语则是在哲学书写层面实践并验证了文学与哲学的交织属性。从这个意义上看，梅洛-庞蒂在晚期文本中对哲学话语的文学化改造回应了布雷耶等人对其知觉现象学理论的质疑，虽然这一话语革新的探索由于其早逝未能充分展开，但就其实践方式而言，梅洛-庞蒂走在了一条自我更新、自我反思、自我完善的道路上。从“文学哲学化”到“哲学文学化”的微妙的思想推进和演变，不仅体现了他在观念和语言双重维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而且通过吸收文学语言的表达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扫除了其早期思想中的“唯心论”残余，进一步推动了他的知觉现象学的理论建构。

　　余论

　　对哲学话语的反思和革新是20世纪后半叶西方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议题。在梅洛-庞蒂之后，具有现象学背景的法国思想家福柯、德里达等人都对哲学语言问题进行过反思和探讨，其共同点在于，他们都主张乃至实践对传统哲学话语的批判和重建，以此凸显语言的自主性和存在的异质性。福柯考察了“词”与“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强调了语言的物质性和完全自足性；德里达致力于对哲学话语的解构，发掘了隐喻在哲学文本中的本体论属性，强调了隐喻在表达存在的边缘域及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中的重要意义。因此，从哲学话语反思及言说方式革新的角度来看，梅洛-庞蒂可谓福柯和德里达等人的“先行者”，他对语言之工具属性的批判、对隐喻之哲学本体论价值的发现，都表明其思想中的当代属性。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晚期的梅洛-庞蒂已经探入了“当代性”哲学视域3，他对唯心论哲学话语的“重建”即是其开辟当代性的关键通道。尽管梅洛-庞蒂未能在这一路径上开拓出更为丰富和充分的成果，但就哲学语言的表达潜能和哲学文本的陈述形式而言，他的大胆探索的确给出了具有实践意义的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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