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邦昌小说形象的嬗变及特征研究

摘    要：张邦昌的历史形象历来争议颇多，后世小说创作者便关注到了这一重要历史人物，在小说中对其进行再创作。小说体裁形式的变化、创作背景的差异以及创作者主观认知的不同，使张邦昌的历史形象在转变为小说形象的过程中呈现出了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最终又为创作者个人观点的表达以及为突出小说的主旨而服务。

关键词:张邦昌;小说形象;笔记小说;背景人物;

靖康元年（1126年），金人南下攻破开封城，挟徽、钦二帝北上，北宋灭亡。为了更好地控制中原局势，金人于次年在开封城另立张邦昌为傀儡皇帝，建立楚政权。靖康之变带给了两宋人民极端的耻辱，这段时期的动荡纷乱，使其成了小说创作者创作的重要素材。很多小说以此作为历史背景，来加强小说人物的矛盾，增强情节的曲折性。

张邦昌作为这一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自然也被移入文学创作中，从历史人物变为了小说人物。通过对相关小说的研究，我们既可以看到其小说形象的再书写，也可以看到张邦昌小说形象的变化特征及其现实意义。

一、宋代笔记小说中的真实与虚构

南宋建立后，上至朝中官员、士大夫，下至平民百姓，都对靖康之变这场屈辱的灾难无法释怀。王称在《东都事略》中评价道：“靖康之难，可不哀哉。方是时，金人之兵强于天下，所志州县悉望风奔溃，莫有斗者。”[1]因此南宋很多文人士大夫会以笔记的形式重新记录这场灾难，希望警示时人，并以史为戒。笔记小说便是其中的重要部分。笔记小说内容庞杂，与张邦昌相关的多为杂录、随笔、琐闻类，它们摆脱了史书传记式的书写方式，对人物的书写较为通俗化，人物描写也更为平实。

《东都事略》中载：“靖康二年，吴幵、莫俦自虏营持文书至，令依金主诏，推荐异姓堪为人主者，从军前备礼策命。”左司员外郎宋齐愈“问以虏意所主，齐愈写‘张邦昌’三字示之”。史书对宋齐愈手书张邦昌一事仅一句简单的记载。《玉照新志》同样记录了高宗绍兴年间的“治宋齐愈退翁狱断案”，并附有大臣针对此案上奏的札子，补充了史书中宋齐愈谋立张邦昌事件的详细过程。宋齐愈同王时雍等人在皇城司聚议，乞立张邦昌，“时雍等恐惧不敢填写张邦昌姓名。”宋齐愈“见商议未定，即于本司厅前取纸笔，就桌子上取纸一片，书写‘张邦昌’三字，即不是文字上书，遍呈在坐，相顾失色，皆莫敢应，别无语言。”[2]笔记小说的描写让宋齐愈手书“张邦昌”时坚定决绝的态度，以及周边人事后的慌乱反应跃然纸上。

王时雍、宋齐愈、吴幵等朝中官员依傍金人，行僭逆之事，参与了谋立张邦昌的全过程。但有的官员却可以在危难之际守住气节，《玉照新志》记录了马伸陈乞立赵氏事：马伸状申张邦昌重立赵氏皇帝，结果功劳被秦桧独揽，马伸托梦其弟子何兑，何兑便上书为马伸申冤，结果受到了秦桧的追捕。直到秦桧死后，马伸的事迹才得以伸张。《玉照新志》对此事的记载已经颇向小说靠拢，人物的语言交流和形象神态相比于一般的笔记都较为完备，故事情节在写实的同时还曲折跌宕。

笔记小说在尽量贴近史实的同时，由于创作者的主观性，也会出现与史书不符的虚构成分。高宗即位后，张邦昌与徽宗宠幸过的华国李夫人行僭越之事，高宗以此事为由，诛杀了张邦昌。《挥麈录》将华国李夫人改为了“彭生”，是徽宗即位之前的妾室，后因故嫁与了旁人。徽宗即位后，十分思念彭生，遂将其接入宫中，但没有封号，仅以彭婆称呼，“恩幸一时，举无与比。”[3]二帝北上，彭婆因无封号，逃过一劫，张邦昌为金人所立，与彭生行僭越之事，《挥麈录》和史书记载无异，只是将彭生的人物经历和生平进行了修改。可能考虑到张邦昌所行之事为大不敬，是对先王的僭越，于是改换姓名，重新编写。

宋代的笔记小说大部分并未脱离史实叙述，很多甚至可以用来补正史之缺。相比于史书，笔记的记载更为详细，会将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当事人的语言、形状、动作等描写得更为真实生动。但是笔记毕竟与史书有别，它不需要完全合乎历史真实，作者会在创作时加上个人主观感受，甚至为了叙述更精彩加入一些虚构的成分。张邦昌在笔记小说中的形象与史书相比已经有了一些差异，这些差异虽然不大，但却成为后人小说创作的借鉴，以及张邦昌形象再构建的一个范例。

二、背景人物的内涵和隐喻作用

宋代后期，“说话”的繁荣和话本的出现，让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张邦昌的小说形象从纪实性强的笔记小说过渡到了故事性强的文学性小说中，开始成为小说宏观历史背景中的重要历史人物。但这一阶段，创作者通常不会为张邦昌虚构新的故事、建立新的小说形象，而是将视野放在两宋之交的战乱动荡时期，通过对人物兴衰没落、朝代更替的叙述，来达到突出小说主旨的作用。通过作者简短的描写和小说展示出来的人物形象，一方面可以分析出作者对张邦昌的主观评价，一方面也可以挖掘张邦昌在小说中的隐喻作用。

张邦昌在后人眼中，多为叛臣，《大宋宣和遗事》以徽宗荒淫误国开始讲起，又以大量的笔触描写了金兵入汴后朝廷、百姓的境况。后又描写二帝入金营及二帝被掳北上的屈辱经过：“左右以鞭挞之，帝口出血齿碎，令人拽去，复至室中，帝泣不能出声。”[4]与此同时，张邦昌则在汴京被扶持为傀儡皇帝，两相对比，可见创作者对张邦昌被立为伪帝的批判态度。《大宋宣和遗事》没有对张邦昌进行更加详细的刻画，但小说将张邦昌的僭伪事件穿插在对金兵残暴、百姓痛苦、二帝受尽屈辱的描写中，明显是对其接受伪命的强烈抨击。

《喻世明言》第十七卷《单符郎全州佳偶》以北宋末年、金兵入侵为背景，“时金虏陷了汴京，徽宗、钦宗两朝天子，都被他掳去。亏杀吕好问说下了伪帝张邦昌，迎康王嗣统。康王渡江而南，即位于应天府，是为高宗。”小说以爱情为主线，但作者将故事放在了宏大的历史背景中，展现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生离死别。一句“亏杀吕好问说下了伪帝张邦昌，迎康王嗣统”[5]便可以读出作者对张邦昌还位康王这一举动的赞许。张邦昌在位期间安抚太学生、向金人乞求减少金银征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朝廷和开封百姓的负担。最后将帝位还给了赵氏，使得宋朝得以延续。

张邦昌在《金瓶梅》中也有过短暂出场，他首次出现是第七十回，这一回讲述了西门庆年终升迁，进京参朝谢恩，正值朱太尉新加太保，恭贺场面相当宏大，朝廷中各官员纷纷献礼觐见，为首的便是“尚书张邦昌与侍郎蔡攸”，两人“都是红吉服孔雀补子，一个犀带，一个金带”。之后大小官员依次与朱太尉把酒递盏，朱太尉更是“辇下权豪第一，人间富贵无双”。张邦昌和蔡攸的出场代表了朝廷中身居高位，结党营私，相互勾结的一批官员。这一回通过西门庆的升迁来展现宋室朝廷中官员的腐败弄权和奢侈无度，西门庆的升迁是他本人最后一个回光返照，同样也是北宋王朝濒临崩溃的最后繁华。

《金瓶梅》的最后一回将金兵攻占京师，大肆搜刮杀戮，以及二帝被掳北上这些历史事实穿插在了故事人物中，国家的衰败对应着故事人物的完结。小说末尾又以“大金国立了张邦昌在东京称帝，置文武百官。徽宗、钦宗两君北，康王泥马渡江，在建康即位，是为高宗皇帝”[6]作结，对应着吴月娘顺利归家，颐养天年，玳安承家授业，是为善终。小说与历史发展相互对应，虚构的小说人物同样和真实的历史人物命运相连。《金瓶梅》中张邦昌的出现只有三次，作者也并没有加工其人物形象，但是却是特定历史背景下一批人的缩影。

三、明末清初小说中的奸臣和叛臣形象

明末清初的社会状况和两宋之交尤为相似，经历过明亡的文人小说家，会以两宋之交作为小说创作的背景，以达到吐露心声、抨击现实的作用。明末政治腐败，农民起义大量爆发，社会动荡不堪。北宋末年同样是昏君当道，奸臣掌权，政治黑暗。清朝和金朝同为女真族建立的政权，同样南下攻占了汉族政权，且他们都对中原百姓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清军入关后，采取了极度残忍的高压政策，《扬州十日记》记载，清军占领扬州后，开始了长达十日的屠城，情况十分惨烈，“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蹶，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7]金人在攻陷开封城后，同样是大肆杀人、抢掠财物，有“惶急弃河者无数，自缢投井者动万人”[8]。

清朝的建立对于经历了亡国之痛的知识分子来说，是莫大的耻辱。他们开始用文学这种隐晦的方式内涵、抨击清朝政权。从小说作品来看，以宋金战争作为故事背景，大多有着影射现实的作用，其目的就是抨击清廷的恶劣行径，讽刺叛国卖国的行为，以及赞扬为国奉献的民族义士。张邦昌身为两宋之交的叛臣和奸臣，小说形象有了一个大的变化，他从背景人物中跳脱出来，被增添了大量虚构的成分。清初的两部小说《说岳全传》[9]和《续金瓶梅》[10]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张邦昌在小说中的形象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奸臣，二是叛臣。

（一）《续金瓶梅》中张邦昌的形象书写

清初丁耀亢的《续金瓶梅》将故事背景设置在了两宋之交，对张邦昌这位即伪位的皇帝进行了较为细致的人物刻画。小说着重选取了张邦昌即位以及他和华国李夫人的故事，将其刻画为一个胆小软弱、沉迷情色却又贪恋权势的恶人形象。二帝北上，张邦昌被金人立为楚帝，在对待金人时，他唯唯诺诺，“任金兵城里劫掠，把邦昌一个女儿也抢了去，不取言语。”为了能体会一下皇帝滋味，中秋当日，他“呼皇道寡地装起来，要幸王熙宫饮酒赏月”。华国李夫人见张邦昌进宫为帝，便起了奉承之心，想求得一时宠幸，于是和张邦昌在宫中行乐，好不快活。小说对两人行乐的场景和张邦昌沉迷美色的丑态描写得非常细致，就着珍馐美味，歌舞齐升，弹琴下棋，张邦昌早已迷失其中，不能自拔。小说的环境描写占据了大量的篇幅，将后宫行乐的场景精致地表现了出来，通过环境的奢华盛大来衬托张邦昌的丑态，将他刻画为一个无胆无识却又贪迷皇帝权势的恶人形象。

宋金战争是作者在创作《续金瓶梅》时着重叙述的线索之一，也是整部小说的历史背景。作者企图通过对战争的描写和对朝中忠臣、奸臣的分别刻画，抒发自己作为明代遗民的政治诉求。《续金瓶梅》中作者用了一整章的内容重点刻画张邦昌的人物形象，把他作为宋金战争期间乱臣贼子的代表，表达了对这类奸臣、叛臣的痛恨，通过这种方式影射到明朝亡国的现实中，抒发对明清易代的不满。

（二）《说岳全传》中张邦昌的形象书写

明代，岳飞的小说和戏曲创作达到了一个高潮，岳飞的小说往往以北宋末年金人南侵作为开篇，那么张邦昌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角色。《说岳全传》的出现标志着岳飞小说的成熟，其创作时间大致在清初，距离明王朝覆灭的时间还不长。小说把大部分与岳飞有关的民间传说进行了整理，刻画了一批以岳飞、岳云为主的正面人物，反之刻画了秦桧、张邦昌、齐愈等为主的反面人物。张邦昌作为笔墨仅次于秦桧的反派角色，创作者对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艺术加工，通过虚构和夸张的手法，将张邦昌刻画为一个阴险狡诈、毫无人性、十恶不赦、卖国求荣的叛国贼。

首先，将其刻画为一个唯利是图、嫉贤妒能、陷害忠良的奸臣。岳飞初入京城考取武状元，张邦昌是其中一位主考官，他接受了小梁王柴桂的礼物，答应保他为状元，在比武场上极度偏心于小梁王，不论武艺高低，处处打压岳飞。岳飞和梁王同时写下“枪论”与“刀论”，张邦昌看了岳飞的文字，“吃惊道：‘此人之文才，比我还好，怪不得宗老头儿爱他！’乃故意喝到：‘这样文字，也来抢状元！’把卷子往下一掷，喝一声：‘叉出去！’”幸亏宗泽在旁制止，岳飞才没有被逐出校场。张邦昌还要求二人签下生死状，本想结果了岳飞性命，却没想到小梁王因此丧命。张邦昌看到小梁王丧命，便立马传令：“将岳飞斩首号令。”他不顾宗泽劝阻，执意要诛杀岳飞。作为岳飞、宗泽和李纲的对立面，他不断地陷害忠良之臣，通过各种手段获得皇帝的信任，并进献谗言，挑拨皇帝和忠臣们之间的关系。

此外，小说还将张邦昌刻画为一个卖国求荣、对金人卑躬屈膝的叛臣形象。金兵攻破京城，钦宗向满朝文武征集退敌之策，张邦昌便献计求和，“依臣之见，可送黄金一车，白银一辆，锦缎千匹，美女五十名，歌童五十名，猪羊牛酒之类。”得到钦宗应允后，张邦昌便三次向金兵送礼，为的是“献上江山，先耗散宋国财帛”。张邦昌归顺金人后再次献计：“狼主要他的天下，必须先绝了他的后代，方能到手。”将张邦昌的狠辣心思暴露无遗。

“高宗被困牛头山”是《说岳全传》中一个非常经典的片段。高宗被金兵追杀一路逃到了张邦昌家乡，此时他已被罢官，却还是甘心为金人做事，不惜出卖高宗行踪。张邦昌的原配妻子蒋氏夫人帮助高宗逃脱，担心难逃责任便吊死树上，张邦昌知道后“咬着牙恨道：‘原来这泼贱坏了我的事！’即拨佩刀，将蒋氏夫人之头割下，出厅禀道：‘臣妻将康王放走，特斩头来请罪！’”这一回张邦昌的狠绝奸猾更甚于前，他的禽兽行径也在这里达到了高潮。

《说岳全传》中张邦昌的形象和历史形象有了非常大的差别。史书对张邦昌前期做官的记载并不详细，后期其进入金营被迫成为人质，又被迫被立为楚帝，确实有无可奈何之处。小说则完全颠覆了史实，张邦昌直接变成了北宋灭亡的幕后主使者，他勾结金人主动献出了国家，变成了一个完全没有仁义道德、形象刻板的坏人。

四、结语

张邦昌作为两宋之间的重要历史人物，他的历史形象在转变为小说形象的过程中经历了较大的变化，不同时期的小说形象塑造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小说形象由一开始的贴近史实逐渐变得脱离历史真实，虚构和夸张的成分逐渐增多，小说人物的特征也愈加明显。同时，受历史现实的影响，其小说形象还具有彰显小说主旨、影射现实的作用。小说的创作往往要为现实服务，通过对张邦昌小说形象的整理，可以看到不同时期的作品对历史人物的不同书写方式。同时小说作品也可以表达创作者对小说人物的评价，对于历史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宋)王称.东都事略[M].济南：齐鲁书社,2000.

[2] (宋)王明清撰，朱菊如，汪新森校点.玉照新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3] (宋)王明清撰，王松清点校.挥麈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4] (明)洪楩等编.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大宋宣和遗事[M].长沙：岳麓书社,1993.

[5] (明)冯梦龙.喻世明言[M].长沙:岳麓书社,2019.

[6] (明)兰陵笑笑生原著,白维国,卜键校注.金瓶梅词话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1995.

[7] (明)王秀楚.扬州十日记[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

[8] (宋)夏少曾，陈金林点校.朝野佥言·全宋笔记[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

[9] (清)钱彩.说岳全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9.

[10] (清)丁耀亢续金瓶梅[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