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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丛芜与鲁迅关系考论

发布时间:2022-07-20 09:02:28

摘    要:韦丛芜初识鲁迅即得到他的提携和关怀,他把鲁迅的关怀和培养化为自己的思想行为指南,在重大历史事件与“论争”中,坚定地站在鲁迅立场上,维护正义与真理;在未名社后期的整顿社务中,由“欠债”问题引起鲁迅对他先有误解、而后消除误解,并认同韦丛芜勉力支撑后期未名社的精神;由“神驰宦海”及《合作同盟》引起鲁迅对他的批评与惋惜,对此他深深感恩于鲁迅;韦丛芜与鲁迅都非常崇尚俄国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牢记鲁迅先生对他的嘱托和希望,专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翻译传播,凭着平生的执着努力,完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的翻译。


关键词:韦丛芜,鲁迅;交往;考论,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ei Congwu and Lu Xun

XIE Zhao-xi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Wei Congwu got Lu Xun's support and care when they first met. He turned Lu Xun's care and cultivation into his own guideline on his ideological behavior. In the major historical events and "debates",he firmly stood on Lu Xun's position to safeguard justice and truth. In the later rectification of the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named Society,the problem of "debt" made Lu Xun misunderstand him and dispel the misunderstanding,and ultimately Lu Xun agreed that Wei Congwu worked hard to support the spirit of the later Unnamed Society. Lu Xun's criticism and regret for him were caused by "Longing Officialdom" and Cooperation Alliance,for which Wei Congwu felt deeply grateful to Lu Xun. Both Wei Congwu and Lu Xun advocated the great Russian writer Dostoyevsky. Wei Congwu remembered Mr. Lu Xun's trust and hope for him,focused on the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Dostoyevsky's works,and with the dedication of life,completed the translation of Dostoyevsky's entire collection.


Keyword:

Wei Congwu; Lu Xun; communication; textual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20世纪20年代中期,由鲁迅领导、扶植下的文学团体未名社,主要成员是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台静农,对这四位时称“安徽帮”的“未名四杰”,鲁迅始终予以关爱、培养,精心扶植他们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上的成长,韦丛芜是鲁迅关爱、培养的四人中最小的一个,称其为“丛芜小弟弟”。韦丛芜初识鲁迅即得到他的提携和关怀,他把鲁迅的关怀和培养化为自己的思想行为指南,在重大历史事件与“论争”中,坚定地站在鲁迅立场上,维护正义与真理;在未名社后期的整顿社务中,由“欠债”问题引起鲁迅对他先有误解、而后消除误解,并认同韦丛芜勉力支撑后期未名社的精神;由“神驰宦海”及《合作同盟》引起鲁迅对他的批评与惋惜,对此他深深感恩于鲁迅;韦丛芜与鲁迅都非常崇尚俄国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牢记鲁迅先生对他的嘱托和希望,专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翻译传播,凭着平生的执着努力,完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的翻译,“以慰鲁迅先生和素园的英灵”1。


一、鲁迅对韦丛芜的关怀扶植

早在1920年,韦丛芜在安徽阜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期间,第一次读到了鲁迅发表在1918年5月号《新青年》上的《狂人日记》,鲁迅以“吃人”两个字概括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本质,让韦丛芜感动不已,产生了对鲁迅的崇尚情感。那时只是在书本上与鲁迅相识,而真正地与鲁迅本人会晤、相识是在1925年。1925年春,韦丛芜和韦素园常到北京大学旁听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课,下课后他们还围着向先生求教,和先生亲切交谈,接触较多。也就在这一年,鲁迅的学生张目寒曾多次带领韦素园、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去拜访鲁迅先生,随着与鲁迅先生的交往,韦丛芜对鲁迅的尊崇情感逐渐加深。


据韦丛芜自述,他和鲁迅最初的关系即是在1925年3月。“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日的日记记了张目寒把李霁野译的《往星中》送去给先生看,这是最初的关系。目寒和素园、青君、霁野、我都是安徽省霍邱县叶家集明强小学校第一班同班生,这时目寒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读书,是鲁迅先生的学生。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二日目寒带霁野去见鲁迅先生,二十六日霁野把我署名蓼南的短篇小说《校长》寄给先生,二十八日先生即转寄郑振铎先生,后来刊登在《小说月报》上,这就是我同鲁迅先生最初的关系。”2这“最初的关系”即体现了鲁迅对韦丛芜的关怀和培养,此后鲁迅也多次推荐韦丛芜的创作与翻译在报刊上发表。


韦丛芜于1924年秋即开始翻译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穷人》,鲁迅看了《穷人》译本后,非常高兴,迅即写了《〈穷人〉小引》,称陀氏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他写人物,几乎无须描写外貌,只要以语气,声音,就不独将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便是面目和身体也表示着,又因为显示着灵魂的深,所以一读那作品,便令人发生精神的变化”。他盛赞当时还未见陀氏作品译本的情况下,“这回丛芜才将他的最初的作品,最初绍介到中国来,我觉得似乎很弥补了些缺憾”。丛芜是用康斯坦斯·迦内特的英译本为主,参考了美国现代丛书出版社的《现代丛书》,对于书中的“歧异之处”,鲁迅还“比较了原白光的日文译本以定从违,又经素园用原文加以校定”3。可见鲁迅对丛芜《穷人》译本的精心制作。在鲁迅的关怀支持下,韦丛芜的《穷人》译本于1926年6月由未名社列为《未名丛刊》之一出版。


韦丛芜于1925年秋进入燕京大学西语系读书,受到鲁迅的鼓励,他在校园里创作了爱情长诗《君山》,鲁迅读后十分赞赏,特地请画家林风眠为此书设计封面,又请版画家司徒乔作插图10幅,并将《君山》列为《未名新集》之一出版。《君山》分成40部,150节,共606行,可能是现代新诗中最长的情诗,作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就十分推崇《君山》,可见《君山》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的重要地位。4它的问世,既是创作者的功劳,又是鲁迅对青年作者的关心爱护和对现代抒情长诗的精心打造与维护。


二、韦丛芜对鲁迅的坚守与维护

在“莽原”“未名”时期,曾发生鲁迅与高长虹、与陈西滢的论争。在这两次的论争中,高长虹称助力于鲁迅一方的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台静农等为“安徽帮”5,陈西滢则将“安徽帮”视为鲁迅的“喽啰”6,充分体现出韦素园、韦丛芜等所坚守的鲁迅立场和真理原则。


鲁迅与高长虹的论争是由“压稿”问题引起,进而触发“思想界的权威者”问题以及“月亮”问题而形成的一场论争。论争起因于“莽原社”内,进而扩展至整个文坛。莽原社于1925年4月成立至1927年12月结束,以《莽原》周刊和《莽原》半月刊为主要阵地开展文学活动。《莽原》周刊由鲁迅编辑,“其内容大概是思想及文艺之类”,“但总期率性而言,凭心立论,忠于现世,望彼将来”,7从事“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莽原社”的成员有高长虹、向培良、尚钺、黄鹏基,这四人又为“狂飙社”成员;据朱金顺论证,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和台静农“既是未名社成员,也是莽原社成员”8;这样就形成了“莽原”内部的两大派:“狂飙”派和“安徽帮”。《莽原》周刊由鲁迅主编,至1926年改为半月刊,由韦素园接任主编。韦素园主编《莽原》半月刊后,曾压下了向培良的独幕剧《冬天》,退了高歌(高长虹的弟弟)的小说《剃刀》,韦素园的压稿和退稿,并不存在个人恩怨或“安徽帮”对“狂飙”派的施压刁难问题。“压稿”事件后,首先是北京的向培良对韦素园大骂起来,并写信告诉上海的高长虹,于是高长虹在《狂飙》周刊上发表《通讯》二则,除攻击韦素园外,还要在厦门的鲁迅对此表态。鲁迅则表示沉默,他说:“这是只要有一点常识,就知道无从说起的,我并非千里眼,怎能见得这么远。”9又说:“素园在北京压下了培良的稿子,却由上海的高长虹来抱不平,要在厦门的我去下判断,我觉得是出色滑稽。”10鲁迅未表明态度,高长虹极端不满,于是对鲁迅加以攻击,说鲁迅有“派别感情”,言下之意是在维护“安徽帮”。由此论争可见鲁迅在维护“安徽帮”,“安徽帮”又是护卫鲁迅的“鲁迅派”,若干年后,丁玲还称韦丛芜属“鲁迅一派”11。


随着“压稿”问题对鲁迅的攻击,高长虹又在“思想界的权威者”问题上大肆攻击鲁迅。《莽原》同人力推鲁迅为“思想界权威者”。高长虹本来是推崇鲁迅为“思想界的权威者”的,可在1926年底与鲁迅公开决裂,发表了《走到出版界》的一系列文章,一方面指责韦素园和“安徽帮”“以权威献人”;另一方面批评鲁迅是一个好名的“世故老人”,是新的时代“最大的阻碍物”12,彻底否定了鲁迅是“思想界的权威”。针对高长虹对鲁迅的攻击,鲁迅是“我还要仔细的看看”,一再忍耐之后,才决定“拳来拳对,刀来刀当”13。鲁迅发表《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发表在1926年12月10日《莽原》上),全用事实说明高长虹利用“思想界的权威者”的说法来大做文章,是自欺欺人,居心不良的。鲁迅还在《〈走到出版界〉的“战略”》《新的世故》等文中,指出高长虹攻击他的“战略”,并反驳了高的其他论调。


关于论争中的“月亮”问题,其实又是高长虹挑起的。高长虹于1926年11月21日在《狂飙》第7期发表了《给——》一首诗,同年12月,韦素园致信鲁迅,告诉鲁迅“长虹的拼命攻击我是为了一个女性,《狂飙》上有一首诗,太阳是自比,我是夜,月是她”14。鲁迅在给韦素园的信中,认为高长虹作此诗的原因不外三种:“一,是别人神经过敏的推测,因为长虹的痛哭流涕的做《给——》的诗,似乎已很久了;二,《狂飙》社中人故意附会宣传,作为攻击我的别一法;三,是他真疑心我破坏了他的梦。”“其实是我虽然也许是‘黑夜’,但并没有吞没这‘月儿’”,“如果真属于末一说,则太可恶,使我愤怒……只要我敢于捣乱,什么‘太阳’之类都不行的”。15同时,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进而披露高“从背后骂我一个莫名其妙,真是卑怯得可以。我是夜,则当然要有月亮的,还要做什么诗,也低能得很”。16为此,鲁迅还作了小说《奔月》,借小说人物影射高长虹是一个忘恩负义者。


由鲁迅与高长虹的论争可以看出,无论是“压稿”还是“思想界的权威者”乃至“月亮”问题,都涉及“安徽帮”对鲁迅的倾心助力,韦丛芜是“安徽帮”一员。“安徽帮”的领头人是韦素园,韦素园和韦丛芜同住一个小屋,且为亲兄弟,所以无论是“压稿”事件或“月亮”问题,韦丛芜自然是站在韦素园的立场上,多衷情于鲁迅,做鲁迅的护卫者。


韦丛芜衷情于鲁迅,在鲁迅与陈西滢的论争中,其态度立场更加激烈鲜明。鲁迅与陈西滢的论争是主要围绕女师大事件(亦称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这两大历史事件而展开的论争。女师大风潮即指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为反对封建迫害而同学校当局展开的斗争。1924年5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新任校长杨荫榆与政府勾结,压制学生的革命活动,滥用经费,违章收费,等等,引起学生公愤。1925年初,学生派代表要求教育部撤换校长。5月,杨借故开除刘和珍、许广平等6名学生自治会代表;7月,出布告解散学生自治会,并以修理校舍为由,逼令学生搬出学校。学生群起反抗,向教师和各界求援。8月1日,杨又宣布解散4个班的学生,并锁门、断电、关闭伙房,警方指挥军警毒打学生。8月2日,北京各大学代表与政府交涉,声援女师大学生。女师大以鲁迅等人为首,成立校务维持会,并撰写《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邀请其他教授签名后在报上发表。8月中旬,教育总长章士钊以“不受检制”“蔑视长上”为借口,下令解散女师大,改设“国立女子大学”。女师大师生被迫自租校舍,坚持开学,继续进行斗争。12月,北洋政府不得不下令继续兴办女师大,并撤销杨荫榆的校长职务。鲁迅始终站在学生和群众一边,维护学生利益,支持学生与反动当局的斗争,而作为现代评论派的主将陈西滢则站在爱国学生和群众的对立面,维护杨荫榆、章士钊和军阀政府的统治,并攻击鲁迅。鲁迅针对陈西滢对自己的攻击、诬蔑,发表《并非闲谈》《我的“籍”和“系”》《“公理”的把戏》等文,驳斥陈的攻击诬蔑,揭露他伪装公允,实则偏袒杨荫榆的嘴脸。在鲁迅与陈西滢论争中,韦丛芜化名霉江发表《通信》,痛斥现代评论派则成了“与反动派朋比为奸的”“本阶级的恶势力的代表”17。据韦丛芜之子韦德亮、韦德丰在《怀念父亲韦丛芜》文中所述:“鲁迅先生对父亲悉心培养,父亲则敬尊先生如师。在鲁迅与现代评论派干将陈西滢的论战中,父亲象忠诚的战士护卫着主帅一样,挥笔助战,有一次以‘东滢’(意即与‘西滢’相反的方向)的笔名,在《莽原》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杂文,辛辣的讽刺入木三分。”18韦丛芜以“东滢”痛斥“西滢”一文,鲁迅曾谈及此文引起的反响而开怀大笑。


韦丛芜不仅是鲁迅的坚守者、维护者,而且还在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和鲁迅成为并肩战斗的战友。1926年3月18日,北京民众数千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中国主权,遭反动政府枪杀,死40人、伤150人。韦丛芜参加了这次请愿、集会活动,在执政府大门口受到轻微枪伤,压在死人堆中。几小时后始挣脱出险。“三一八”惨案后,鲁迅建议韦丛芜将亲身经历的情况写出来,丛芜写了《我披着血衣爬过寥阔的街心——记三月十八日国务院前的大屠杀》《我踟躅,踟躅,有如幽魂》两诗,分别载《莽原》半月刊第6期,1926年3月25日;《莽原》半月刊第2卷第1期,1927年1月10日。这两首诗收入他的第二本诗集《冰块》。鲁迅在惨案的当天就撰文告诫天下:“墨写的谎言,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19他还冒着生命危险,于3月25日参加遇难烈士的追悼会,于4月1日,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以纪念在惨案中牺牲的“真的猛士”。可见,鲁迅和韦丛芜在对待“三一八”惨案的立场态度中,又成了并肩战斗的战友!


三、书信日记中的深情交往

在鲁迅的书信日记中,记载了他和韦丛芜的深情交往,若干年后,韦从芜在《读〈鲁迅日记〉和〈鲁迅书简〉——未名社始末记》20一文中,抒写了他对鲁迅的感恩、感激之情。


上文已述,韦丛芜的第一篇小说《校长》即得到鲁迅的亲切关怀和培养,鲁迅将《校长》文稿转寄给郑振铎先生,后来刊登在《小说月报》上,这在《鲁迅日记》中均有记载。韦丛芜写完《君山》后,送鲁迅阅,鲁迅很是赞赏,推《未名新集》刊登,对此事,鲁迅日记未记。还有“目寒曾把我译的并经过素园对照俄文修改的《穷人》送给鲁迅先生看,蒙修改若干处,但日记上竟未记”21。对此,韦丛芜铭记在心,感恩于鲁迅,这在韦丛芜回忆录中均有记载。在1925年的鲁迅日记(8则)和书信中,记载了鲁迅与韦素园、韦丛芜等筹措有关未名社成立的事宜。


查1926年的鲁迅日记,记有韦丛芜有关的日记共10则,尤其是6月11日和8月1日的日记,因内容涉及韦丛芜陪外国学者拜访鲁迅和鲁迅对丛芜生活与身体的关心,最令韦丛芜感动不已。韦丛芜回忆录这样记述:“六月十一日晚,我曾陪燕大教授巴特列特去访鲁迅先生,以后他曾在美国报纸上发表文章,推崇先生。八月一日日记记着‘下午访小峰、访丛芜,分以泉百’。日记上面没写印费,我现在也丝毫记不得这件事了。只记得在这个时期有一天,素园、常维钧、王野秋和我同游中央公园,在吃茶时,我偶然吐了几小口血,以后到协和医院照爱克斯光证明是肺病。也许鲁迅先生知道了这件事,担心我缺钱给了我一百元,口头可能说是给未名社作印费,而实是让我便于向未名社借用的,也就是想暗助我的,我看了这天的日记,沉思很久,非常感动。”22


1927年至1929年,鲁迅日记和书信多有关心韦素园、韦丛芜的病情的记载,适时韦氏兄弟俩都因咯血住进西山疗养,鲁迅在致韦素园的信中,同时关心丛芜也要好好“静养”。韦丛芜对鲁迅的关心,心怀感激,曾致信鲁迅,担心鲁迅事务繁重影响身体,劝他也到西山休养。鲁迅复信说:“到西山原也很好,但我想还是不能休养的”,并将他正在与“革命文学”论争的事告诉了韦丛芜。23从1928年10月至1929年8月为止,这11个月未名社共出书10余种,是未名社出书较多的时期。这期间,5月22日晚,韦丛芜曾陪同鲁迅至燕京大学讲演,演讲的题目《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受到广大学生的热烈欢迎,震动了整个校园;5月29日,韦丛芜、目寒、台静农、李霁野四人请鲁迅先生在东安市场森隆馆吃晚饭,饭后陪先生去北京大学二院讲演。从1929年9月到1930年4月,“据日记看来,在这八个月内,未名社只在十月里出了一本《蠢货》。前四个月仍然是由霁野负责的,后四个月是由我负责的”。而从鲁迅书信看来,未名社出书已很困难了,针对困难,鲁迅先生于1930年1月19日致信李霁野:“未名社既然如此为难,据我想,还是停止的好。”24在这种情况下,未名社同人商议,推举韦丛芜负责整顿社务。从1930年1月起,韦丛芜主持未名社经营出版业务。这一年再版了鲁迅创作的《坟》和译著《出了象牙之塔》,出版了台静农的短篇小说集《建塔者》,出版了韦丛芜自己的译著《罪与罚》《近代英国文学史》《拜仑时代》等。韦丛芜勉强支撑到年底。1931年初,他便到上海谒见鲁迅先生,汇报社务,请示办法。决定将存书和版权转给上海的开明书店。据1931年5月1日鲁迅日记记载:“下午得韦丛芜信即复,声明退出未名社。”251931年6月13日,鲁迅在致曹靖华信中说:“未名社竟弄得烟消云散,可叹。上月丛芜来此,谓社事无人管理……同人既不自管,我可以即刻退出的。”26至此,未名社已实质解体了。若干年后,韦丛芜在《读〈鲁迅日记〉和〈鲁迅书简〉——未名社始末记》中说:“未名社的结束是可惜的,而最表示惋惜的是鲁迅先生和素园。”27在他们共同“惋惜”的感慨中,可以照见韦丛芜整顿社务,支持后期未名社之价值。


当然,韦丛芜也深感他“唱独角戏”的艰难,也为由“债务”问题引起别人误解而深感悲哀。当时由于未名社经济困难,账目一时难以结清,涉及未名社“欠债”问题,鲁迅开始对韦丛芜很有意见,但后来也就消解了。有的研究者对韦丛芜整顿社务及“欠债”问题,也颇多指责。其实,事实本身是清楚的。当时因韦素园患病欠社款约1668元,维持社内出版透支社款约854元,造成一度拖欠鲁迅、曹靖华版税的情况。这些,韦丛芜一概认账,并做出了还款安排。韦丛芜1932年9月给鲁迅一信,就专门讲了账款问题:“旧借百元,至今不能奉还,万分不安!年内倘能周转过来,定当奉上不误。外透支版税,结欠先生之五百元,去年曾通知由《罪与罚》版税付还,该书再版想已出书,因我4月在上海时已印就一部分了。兹另致开明书店一信,祈派送往开明一询为祷。”后面还叙说了素园因病支款欠曹靖华的版税未还清的问题,并声明由他“尽力设法酌月若干不误”28。未名社解体后,韦丛芜、李霁野、台静农一直在实践自己的诺言,一有收入就逐步还欠。1933年9月7日鲁迅致曹靖华信即有韦丛芜还款200元的记录。鲁迅在1935年11月14日给开明书店老板章锡琛的信证明:“韦丛芜的版税,因还未名社旧款,由我收取已久,现因此项欠款,大致已清,所以拟不续收,此后务乞寄与韦君直接收下为祷。”291970年代中期,陈漱渝在鲁迅博物馆无意中找出一份鲁迅保存的未名社账目结束清单,证明所欠曹靖华版税也已由开明书店和韦丛芜、李霁野、台静农分别偿还。所以韦丛芜在几十年后仍感念鲁迅先生:“归天犹遗洗债字,存殁双感涕泗零。”30


四、鲁迅对韦丛芜“神驰宦海”及《合作同盟》的批评与惋惜

1933年6月28日,鲁迅致台静农的信中说:“立人先生大作,曾以册见惠,读之既哀其梦梦,又觉其凄凄。昔之诗人,本为梦者,今谈世事,遂如狂酲;诗人原宜热中,然神驰宦海,则溺矣。立人已无可救,意者素园若在,或不至于此,然亦难言也。”31立人,即韦丛芜。“立人先生大作”,据韦丛芜回忆,指他在南京自费印行的《合作同盟》,当时只分送了十几册,并未向外发行。《合作同盟》共印1000册,韦丛芜送鲁迅一册。鲁迅先生读到韦丛芜寄赠给他的《合作同盟》一书后,写下了致台静农的信。


鲁迅为何读了韦丛芜的《合作同盟》感到“既哀其梦梦,又觉其凄凄”呢?因为在鲁迅先生看来,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机深重的年代,你韦丛芜走经济救国的改良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那只是一场“梦想”,这“梦想”必将在现实中碰得“凄凄”血流。事实也正是如此。1933年1月,韦丛芜在胡愈之先生主编的《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发表《新年的梦想》,表达了他的理想。关于这一“梦想”,韦丛芜有这样的表述:“我想,救国必须举国一致,首先就需要国共合作,停止内战,同时也需要各阶级合作,停止斗争,以便一致对外。然而空谈是没有用的,至少是没有基础的,必须有一套新的经济制度,为国内各党派各阶级所接受,这种合作才能持久,才能有效地应付强敌。因此我想出全国合作化的经济政策。不仅全国土地合作化,各行各业合作化,就是一切国营企业与其他国有资产也一律加入合作组织中,成立一个统一的中国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在这个合作社里,全国成年男女都是社员和股东,一方面实行生产资料公共所有制,并规定全体社员生活的最高限制和最低保障,我以为这可以取得共产党的同意,一方面实行按财记股,使资本家享有合作社领导权,使执政党享有最高领导权,我以为这样可以取得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同意。这种‘公产私财’的经济组织,我在当时认为是实行民生主义的具体办法,也就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具体办法,同时也是抗日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源泉。然而这是一个梦想。”32这一“梦想”,现在看起来是比较先进的,可在那个时代是实现不了的。但是韦丛芜却一意推行《合作同盟》计划,他一上任霍邱县代理县长,即发动群众开发东西两湖,建闸疏河,放出湖水,涸出湖地,垦出几十万亩湖田,使当地农民获得了利益。他为民众办实事,维护民众利益,可得罪了当地地主豪绅,并遭到刺杀,结果被免职关押。


韦丛芜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我不顾一切地实验三种土地改革制度,结果弄得南京介绍人首先推脱了介绍责任,接着霍邱土豪恶霸派人刺我,最后安庆当局来电把我一押二解,在那腐朽政治的大海里竞未‘溺死’,真是万一的侥幸。在这段时间,据许广平先生给霁野的信中说,鲁迅先生每逢提到我,总是摇头叹息。”33鲁迅对韦丛芜当国民党的官,推行《合作同盟》计划既有批评又含惋惜,在致台静农的信中已有表露:“昔之诗人,本为梦者,今谈世事,遂如狂酲;诗人原宜热中,然神驰宦海,则溺矣。”而韦丛芜未在“宦海”中“溺死”,又是鲁迅所期待的。经过这段令鲁迅感到“惋惜”的周折后,到了四十年代,韦丛芜又做起诗人、翻译家的事了,并未辜负鲁迅对他的培养和期望。


五、鲁迅与韦丛芜心心相印于陀思妥耶夫斯基

鲁迅和韦丛芜都非常崇尚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译介陀氏作品上,他们有心心相印的一面。韦丛芜于1924年翻译了陀氏的长篇小说《穷人》,鲁迅阅后非常欣慰,迅即作序《〈穷人〉小引》,并将文中歧义处比较日文译本“以定从违”,经过鲁迅的精心打造,《穷人》译本于1926年由未名社出版部出版,弥补了中国翻译陀氏作品之“缺憾”,成就了韦丛芜为中国最早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翻译家。韦译《穷人》流行非常广泛,到1947年已印行12版。解放后,当他回忆起鲁迅对他的培养和倾心打造并推举《穷人》出版时,就禁不住自己内心的激情,盛赞鲁迅是“何等伟大的胸怀!何等坚决的精神!何等严肃!何等热烈”!34


韦丛芜不仅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最早,而且翻译作品最多,翻译工程浩大。他在翻译出版《穷人》之后,又陆续出版了《罪与罚》(1930,未名社出版部)、《穷人及其他》(1947,正中书局)、《死人之家》(1947,正中书局)、《西伯利亚的囚犯》(1950,文光书店)、《卓拉玛卓夫兄弟》(1953,文光书店)等。他一直牢记着1930年代鲁迅先生对他的嘱托和希望:“以后要专译陀思妥也夫斯基,最好能把全集译完。”35他把这当作自己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终于完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全集(共24部,近300万字)这一浩大的翻译工程。


韦丛芜翻译每部作品,均师法鲁迅《〈穷人〉小引》的作法,详细论述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比如《罪与罚》的译本,有韦素园作的《前言》和韦丛芜作的《序》。《前言》首先肯定了陀氏在俄国文学中的杰出地位:“将‘新话’带进俄罗斯文坛,这便是所谓的都市文学。假如‘俄土的伟大作家’托尔斯泰结束了旧时代贵族生活文学底最后尾声,‘那残酷的天才作者’陀思妥也夫斯基却开始了资产社会新兴文学底开场白。他们两位是俄国文坛上无比的对峙的双峰,无匹的并立的巨人。”其次突出了陀氏描绘人物的特色以及那些人物给读者带来的心灵震撼:“在陀氏前后伟大著作中,其所描写的人物大抵是穷人、罪犯、醉鬼、乞丐、小偷、圻人、恶汉、恶婆、娼妇、魔鬼、白痴等等。他们在社会重重残酷压迫之下,都成了永久的穷苦无告之徒,以致结果几全成为无可赎救的罪人。他早年的短篇作品《两面人》可以作他全部著作的题辞。他所描写的主人公,几乎无一不是心灵分裂者,永久苦闷,长期怀疑,内心不断地冲突斗争,成为他们一生的无限的惩罚。有人说,陀氏写了一部现代都市生活底伟大的《神曲》,的确不错;只是这里面只有‘地狱’,而并没有‘净土’和‘天堂’。任谁读了他的任何著作之后,都难免要感到一种难言的阴凄的寂寞。它使你的心头发热,发痛,使你流泪,这是举世的不幸者惟一的安慰。”《前言》还强调,陀氏的作品使人“永远会对于现社会发生一种愤愤不平之感,因而养成了一种反抗的精神”,在这个意义上陀氏作品“成为时代生活革新的动力”。36韦丛芜在《序》中强调韦素园特别爱陀思妥耶夫斯基,以至在医院的病床上都不忘记挂上陀氏的照片,当知道弟弟的汉译《罪与罚》即将出版时,还是勉支病体,为他写了跋《写在书后》(即正中书局版的《前言》)。正因为有这样的《前言》和《序》,扩大了译作的影响,使这个译本流行较广,到1946年12月文光书店版,已出了6版,1953年出了第8版。


韦丛芜的翻译采取鲁迅的“硬译”法,在1930年为《罪与罚》所写的《序》中自称:“全书都是直译的。”37他所有的小说都是直译的。韦丛芜是诗人,也写过小说,颇能体会所译作品的精妙之处,他用直译的方法,有不少地方能很好地传达原作的韵味;他的译作文字简洁流畅,凡读过韦丛芜翻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读者都有这种感觉。由于他长期专一且全面地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有较多的时间对自己的译作精心修订。早年出版的译著重版时,他往往一再进行修改。《罪与罚》1946年出第6版时,他已对之进行了全面修订,而“1960年,他又根据文光书店1953年第8版作了全面修订,译文质量有较大提高”38。这使他翻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但韦丛芜所译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也有一些不足。第一,系从英文转译,且为直译,许多地方的理解不够准确;第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一大特点是揭示人物内心深处隐秘的情感和思想,因此他常常写幻觉、梦境乃至意识流,思想跳跃颇大,文字也往往相互绞缠,不十分衔接,而韦丛芜所译“文字简洁流畅”,这也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风格不太谐调。但瑕不掩瑜,韦丛芜的陀氏翻译丛书一直为广大读者所喜爱,他是最早、最多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翻译家,他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翻译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


六、结语

综上所述,韦丛芜是在鲁迅关怀扶植下成长起来的,当他成为“鲁迅一派”的一员后,在重大历史事件与“论争”中,坚定地站在鲁迅立场上,维护正义与真理;他忠诚于鲁迅,一直为未名社的创作与翻译作贡献,在未名社后期的整顿社务中,由“欠债”问题一度引起鲁迅对他产生误解、而后误解消除,并认同韦丛芜勉力支撑后期未名社的精神;三十年代由“神驰宦海”及《合作同盟》引起鲁迅对他的批评与惋惜,他把鲁迅的批评当成对自己的鼓励和动力,并未在“宦海”中“溺死”;四十年代末尤其新中国成立后,他焕发了创作与翻译的青春,牢记鲁迅对他的嘱托和希望,专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翻译传播,凭着平生的执着努力,完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的翻译,从而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留下了富有独特光焰的一页。在新世纪的历史语境中,考论韦丛芜与鲁迅的关系,不仅在于还原与呈现历史面目,更为重要的是,在两者的关系中,我们再次领受到鲁迅精神抑或鲁迅遗产的光芒,这亦是我们今天不断纪念鲁迅的意义所在吧。


注释

1韦丛芜:《读〈鲁迅日记〉和〈鲁迅书简〉--未名社始末记》,《鲁迅研究月刊》1987年第2期。


2韦丛芜:《读〈鲁迅日记〉和〈鲁迅书简〉--未名社始末记》,《鲁迅研究月刊》1987年第2期。


3鲁迅:《〈穷人〉小引》,《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3-105页。


4马悦然在《冯至发现的一位诗人》中写道:“被遗忘的诗人韦丛芜所写的长诗《君山》在中文文学历史上应该占很重要的地位。一共包括140页的《君山》可能是中国现代文学里最长的情诗,诗分成40部、150节。……1981年以前我没有听说过韦丛芜的名字。是我的友人冯至先生建议我把《君山》收入我那时正在编的《中国文学指南1900-1949》(A Selective 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1900-1949)一书的。”《中国文学指南1900-1949》于1988年正式出版。


5(1)高长虹:《通讯》,上海《狂飙》周刊第2期,1926年10月17日。


6(2)陈西滢:《西滢致志摩》,《晨报副刊》1926年1月30日。


7(3)鲁迅:《〈莽原〉出版预告》,《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4页。


8(4)朱金顺:《莽原社-未名社》,载贾植芳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上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81页。


9(5)鲁迅:《新的世故》,《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3页。


10(6)鲁迅:《忆韦素园君》,《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页。


11(7) 1933年5月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后,潜送南京苜蓿园软禁,曾遇见韦丛芜,请韦传递信息加以营救,丁玲对韦丛芜充满信任,在回忆这件事时说:“我听说他是‘未名社’的,属于‘语丝派’的,是属于鲁迅一派的。”(《魍魉世界·风雪人间--丁玲的回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


12(8)高长虹:《走到出版界·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上海《狂飙》周刊第5期,1926年11月17日。


13(9)鲁迅:《两地书》,《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页。


14(10)鲁迅:《两地书》,《鲁迅全集》第11卷,第275页。


15(1)鲁迅:《致韦素园信》,《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9页。


16(2)鲁迅:《两地书》,《鲁迅全集》第11卷,第275页。


17(3)霉江(韦丛芜):《通信》,《莽原》第20期,1925年9月4日。


18(4)韦德亮、韦德丰:《怀念父亲韦丛芜》,载韦丛芜:《韦丛芜选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572页。


19(5)鲁迅:《无花的蔷薇之二》,《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3页。


20(1)此文写于1956年3月3日,原件先存于霍邱县公安局,后来发表在《鲁迅研究月刊》1987年第2期。


21(2)韦丛芜:《读〈鲁迅日记〉和〈鲁迅书简〉--未名社始末记》,《鲁迅研究月刊》1987年第2期。


22(3)韦丛芜:《读〈鲁迅日记〉和〈鲁迅书简〉--未名社始末记》,《鲁迅研究月刊》1987年第2期。


23(4)鲁迅:《致韦丛芜》,《鲁迅书信集》(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235页。


24(5)鲁迅:《致李霁野》,《鲁迅书信集》(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245页。


25(6)鲁迅:《鲁迅日记》(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738页。


26(1)鲁迅:《致曹靖华》,《鲁迅书信集》(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276页。


27(2)韦丛芜:《读〈鲁迅日记〉和〈鲁迅书简〉--未名社始末记》,《鲁迅研究月刊》1987年第2期。


28(3)以上所引见马德悟《未名社作家韦丛芜的梦与悟》一文,载《人物》1998年第9期。


29(4)鲁迅:《致章锡琛》,《鲁迅书信集》(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905页。


30(5)马德悟:《未名社作家韦丛芜的梦与悟》,《人物》1998年第9期。


31(6)鲁迅:《致台静农》,《鲁迅书信集》(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385页。


32(1)韦丛芜:《读〈鲁迅日记〉和〈鲁迅书简〉--未名社始末记》,《鲁迅研究月刊》1987年第2期。


33(2)韦丛芜:《读〈鲁迅日记〉和〈鲁迅书简〉--未名社始末记》,《鲁迅研究月刊》1987年第2期。


34(3)韦丛芜:《回忆鲁迅先生》,《文艺新地》第1卷第8期,1951年9月。


35(4)韦德亮、韦德丰:《怀念父亲韦丛芜》,载韦丛芜:《韦丛芜选集》,第580页。


36(1)参见韦丛芜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前言》,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页。


37(2)陀思妥耶夫斯基著,韦丛芜译:《罪与罚》,未名社出版部1930年版,第1页。


38(3)参见韦丛芜译《罪与罚》的《出版说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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