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述帝国国王与农业生产

摘    要：亚述帝国以征战四方而闻名，国王给人的印象往往是英勇的战士，实际上他们还非常关心农业生产。亚述国王懂得通过复耕抛荒地和开垦草原来扩大耕地面积，吩咐在犁耕前灌溉和除草，还知道置备耕地的犁、挽犁的牛和种子。亚述国王清楚降雨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急切地盼望降雨，向暴风雨神求雨，还开挖沟渠灌溉庄稼，并指导相关官员应对涝灾和蝗灾。亚述国王憧憬丰收景象，恳求神灵保佑丰收，指导粮食的收割与贮存。亚述国王之所以重视农业生产，是因为亚述帝国本质上仍然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事关国家的繁荣与稳定。

关键词:亚述帝国;国王;农夫;农业生产;粮食;

The Assyrian King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Guo Honggeng

Abstract：The Assyrian empire was famous for its conquest, and the Assyrian kings always presented themselves as the foremost warriors, in fact they also cared about their agriculture. The Assyrian kings knew to enlarge their fields by cultivating abandoned fields and meadowlands, they ordered to irrigate fields and cut hays before cultivation, and prepared for ploughs, oxen and grain seeds.The Assyrian kings knew the importance of raining to crops, they looked forward to raining eagerly, plead to stormy god, cut canals to irrigate crops, and guided to deal with drought and locusts. The Assyrian kings expected the harvest, asked gods and goddess to bless it, and directed to reap crops and store grain. An important reason that the Assyrian kings paid attention to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was that the Assyrian empire was a agricultural society and agriculture was closely related to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of empire.

Keyword：The Assyrian Empire; Kings; Farmer; Agriculture; Grain;

从公元前10世纪晚期到公元前7世纪末，收缩在底格里斯河东岸的亚述政权再次焕发了生机，不仅收复了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贾兹拉高原，而且征服了地中海沿岸、扎格罗斯山区、陶鲁斯山区、巴比伦尼亚和埃及中北部，还击溃了宿敌乌拉尔图和埃兰，成为西亚北非地区名副其实的霸主，亚述帝国（The Assyrian Empire，约公元前934年—前612年），又称为新亚述时期（Neo-Assyrian Period），在建构过程中军队扮演主要角色；1卷帙浩繁的亚述王室铭文不厌其烦地记录了亚述军队在各地建立的功勋，雄伟高大的亚述王宫的浮雕生动地刻画了亚述士兵奋战的场景，军国主义成为亚述帝国最重要的标签。2作为军队统帅的亚述帝国国王往往被描绘成无人匹敌的勇士，他们不是肆无忌惮地劫掠被征服地区，就是残酷无情地镇压被征服地区居民的反抗。3

然而，战争仅仅是亚述帝国国王活动的一个维度，近来他们在与军事无关的其他领域的活动也颇受关注。例如，巴巴拉·内芙灵·波特（Barbara Nevling Porter）在考察埃萨尔哈东（Esarhaddon，公元前680—前669年在位）对巴比伦尼亚的政策时，展现了他的和平主义者形象。3伊藤早苗（Sanae Ito）在考察阿淑尔巴尼拔（Aššurbanipal，约公元前668—前630年在位）的书信和王室铭文时，描绘了其宽厚仁慈和学识渊博的人文主义者形象。4

在亚述帝国，月食被视为国王面临死亡威胁的预兆，当月食发生时，国王往往将王位移交给代替受难的“替身国王”（šar pūhi，拼作lugal pūhi），而自身通常以“农夫”（ikkaru，拼作lú.engar）的名义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5卡伦·拉德纳（Karen Radner）认为，亚述国王选择这种头衔反映了他们以最高所有者的身份对土地资源及其利用的关注，6本杰明·R.福斯特（Benjamin R.Foster）则认为，亚述国王企图通过选择远离自己的职业来躲避灾难。7然而，亚述帝国国王从没有远离农业，因为国王与官员的通信、向国王发出警示的占星报告和记录国王功绩的王室铭文等楔形文字文本文献不时提及农业生产。本文通过考察国王指导粮食作物的播种、田间管理和收贮三个主要农业生产环节的情况，来还原国王的农夫形象。

一、亚述国王与农作物的播种

土地是农业生产的基础，然而，亚述地区的耕地主要集中在距离河流不远的河谷地区，面积有限，因此，亚述帝国国王对土地资源加以充分利用，包括抛荒的土地。在幼发拉底河上游的重镇卡尔赫米什（Carchemish，拼作Gargamiš），萨尔贡二世（SargonⅡ，约公元前721—前705年在位）下令复垦了撂荒的土地：“根据赐予我撂荒的牧场、开垦未耕种过土地和种植果园作为礼物的阿淑尔神至高无上的命令……我让水咕咕地流向撂荒的耕地……我确定了……我测量卡尔赫米什城郊区的渠道，让它像灌渠一样潺潺地流淌，穷人不会因为口渴而倒下。我让谷物在茂盛的草原上长得郁郁葱葱。”8

除了复垦抛荒的耕地，亚述国王还通过开垦草原来扩大耕地的面积。开垦荒地曾被列为萨尔贡二世的一项重要功绩，并在王室铭文中大加赞扬：“专注于做善事的睿智国王，他将注意力集中到抛荒的牧场、开垦未耕种过的土地和种植果园，思考在植物未曾生长过的高山上种植庄稼的办法，谋划在先王未曾耕种过的荒地上犁耕。”9拉希如（Lahiru）行省的一位要塞指挥官纳布-舒穆-伊丁纳（Nabû-šumu-iddina）曾奉命勘察要塞附近可以垦荒的草原，他回复萨尔贡二世的信中道：“关于国王我的主人写信告诉我去仔细查看要塞附近适宜耕种的草原（的事），我已经查看过了，（适宜耕种的草原）非常多。”10

经过炎热夏季的炙烤，耕地往往变得异常坚硬，不灌溉根本无法耕种，亚述帝国国王也明白耕种前灌溉的重要性。辛纳赫里布（Sennacherib，约公元前704—前681年在位）曾宣称：“从塔尔比苏（Tarbi u）到阿鲁-沙-里巴拉玉（lu-ša-Libbālā-yu），我每年都为谷物和芝麻的播种提供灌溉。”11塔尔比苏位于亚述的北部，是尼尼微北边的一个城镇，而阿鲁-沙-里巴拉玉是阿淑尔城的别名，位于亚述的南端，上述铭文意味着辛纳赫里布命令灌溉了亚述核心地区12从北到南的大部分耕地。

荒地上往往长满杂草荆棘，不清理它们根本无法进行耕种，亚述国王深谙此道。萨尔贡二世征服巴比伦尼亚后，从清除荆棘开始复耕抛荒的土地：“他们肥沃的耕地变成了荒地，他们的草地再也听不到甜美的歌声，谷物不再生长。我砍掉了灌木丛，用火烧掉了带刺的荆棘。”13一位亚述中部行省的官员曾向萨尔贡二世汇报说：“关于国王我的主人给我的‘开垦休耕地（kɑrɑphu）、除草’的命令，休耕地已开垦出来，高达2肘尺（ɑmmutu，拼作kùš）14的草已经割掉。”15

整理好土地以后，接着就要准备农具，翻地的犁（epinnu，拼作giš.apin）至关重要，亚述国王与相关官员论及农业生产时常提到准备犁具的情况。在安置弓箭手库尔迪-伊萨尔（Qurdi-Issar）时，萨尔贡二世吩咐一位驻守靠近曼奈（Mannea）的边境地区官员道：“（你要）鼓励他，给他房屋、犁和耕地！”16纳西比那（Na ibina）总督伊努尔塔-伊拉伊（Inurta-ila’i）在给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Tiglath-pileserⅢ，公元前745—前727年在位）的信中说道：“图尔塔努（turtānu)17吩咐我说：‘（你要）播种1000（伊麦如，imēru或imāru)18的种子！’……在我派人取来巴尔哈尔扎（Barhalza）的犁之前，我不可能播种1000（伊麦如）种子。”19

犁具需要役畜来挽，亚述国王在与有关官员讨论播种时不时提及挽犁的耕牛。纳西比那总督伊努尔塔-伊拉伊在给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的信中还提道：“我要把犁和牛带到一起，播下尽可能多的种子。”20一位官员向萨尔贡二世汇报播种情况时说道：“国王啊！在这个省，他们使用6头牛挽的犁（耕地）……他们播种了……种子……”21

为了便于农作物根系生长，让农作物得到更多光照，同时为了方便灌溉和排水，从而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古代两河流域的居民至少从乌尔第三王朝（UrⅢ，约公元前2112—前2004年）就掌握了起垄（ɑbsinnu，拼作ɑb.sin2）栽培农作物的技术。22古巴比伦时期（Old Babylonian Period，约公元前2000—前1600年）总结农业生产经验的《农夫历书》专门介绍在垄栽培的要领：“每宁单（nindan)11起8条垄，大麦要播在有间隔的垄上。”12亚述帝国国王显然非常熟悉这种播种技术，辛纳赫里布在灌溉尼尼微附近的耕地时称：“我用水浇了尼尼微的500（伊麦如）地势高的耕地，让……里和垄上的谷物生长得高大茂盛。”13观察天象的占星师认为天象可以预示农作物的收成状况，他们在向国王汇报时往往用垄指代农作物。例如，占星师伊萨尔-舒穆-埃莱什（Issar-šumu-ereš）在给埃萨尔哈东的报告中称：“如果舍巴特月（Shebat，阿卡德语为šabāu，拼作iti.zíz)14发生地震，垄上的产量将会减少。”23公元前669年，占星师纳狄努（Nadinu）在埃萨尔哈东的报告中称：“如果马尔都克星在年初清晰可辨，这年垄上将丰收。”24

亚述帝国国王还十分关注种子问题，时常向有关官员发布涉及种子的命令。马札穆阿（Mazamua）行省总督阿达德-伊西亚（Adad-issiya）在给萨尔贡二世的信中写道：“关于国王我的主人给我写信提到的谷物种子：‘纳布……要播种1000（伊麦如）种子，曼努-基-阿达德（Mannu-ki-Adad）要播种1000（伊麦如种子），也要播种1000（伊麦如）种子。’”25马札穆阿行省总督或朝廷高官在给国王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或萨尔贡二世的信中写道：“国王我的主人在给我的信中提到的马札穆阿城：‘那里储存了多少谷物种子？’”26一位官员在回复国王阿淑尔巴尼拔的信中提到：“关于国王吩咐我：‘写信告诉我他们给你了种子，还是没有给你种子！’”27

农业生产受气候影响非常大，播种时间往往关系农作物的丰收与否，亚述帝国国王也明白适时播种的重要性，在给相关官员的信中不时提及这个问题。舒布里亚（Šubria）边境附近的亚述官员舒尔穆-贝利-拉什梅（Šulmu-beli-lašme）在给萨尔贡二世的信中曾复述国王的申斥：“关于国王我的主人写信告诉我的：‘耕种的时间已经错过了，打谷场上的产量从哪里来啊？’”28纳西比那总督伊努尔塔-伊拉伊在给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的信中还提到：“图尔塔努告诉我：‘播种的时间已经过了。’我发布命令，他们要从阿尔帕德（Arpad）所辖的村庄送耕牛。”29杜尔-库里伽尔祖（Dur-Kurigalzu）行省总督伊尔-亚达（Il-yada）向萨尔贡二世辩解未按时完成修建堤坝任务时称：“关于国王我的主人写信给我提到的堤坝（修建）：‘注意啊！分派（给你）的任务为什么落后于预定的进度？’他们挖河的任务没有结束，播种的时间却到了。”30从信中内容看出，播种时间紧迫成为伊尔-亚达未按时完成修建堤坝任务的理由，及时播种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虽然古代两河流域是古代农业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但是，由于岩石碎片受到的侵蚀较少，当地土壤的并不肥沃。31为了维持土壤的肥力，早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900—前2350年）就出现了休耕地（ki-u2-du11-ka)）。32亚述人更重视土地的休耕，11亚述帝国国王也深知其重要性。上文提到，萨尔贡二世在命令有关官员整理土地、割掉杂草的同时，命令其犁开休耕的土地。一位名为马尔都克-沙拉尼（Marduk-šarrani）的巴比伦尼亚北部行省的官员在给国王萨尔贡二世的信中也提到了休耕的土地：“现在国王我的主人应该发布让他们送来其余81头牛的命令，这样我就可以将牛给他们，他们就能犁耕休耕的土地了。”12

二、亚述国王与农作物的田间管理

播种结束后，亚述帝国国王还关心庄稼的生长情况，他们有时写信询问农作物的生长状况。卡尔-沙如金（Kar-Šarrukin）行省总督曼努-基-尼努阿（Mannu-ki-ninua）在回复萨尔贡二世的信中写道：“关于国王我的主人写信给我所问的庄稼：‘你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它怎么样了？’庄稼已经发芽，（可是）……受到严重破坏……雨雪接连不断。”33扎格罗斯山区的一位官员在回复萨尔贡二世的信中提到：“我们查看了国王我的主人给我写信提到的庄稼，它（们长得）好极了……”34提杜（Tidu）行省总督阿什帕（Ašipâ）在给萨尔贡二世的信中写道：“国王我的主人的所有土地上的庄稼都长势良好。”35

亚述帝国国王，尤其是埃萨尔哈东和阿淑尔巴尼拔，往往就关心的问题咨询术士（umm nī），36庄稼的生长情况便是其中之一。占星师涅尔伽尔-埃提尔（Nergal-e ir）在给埃萨尔哈东的报告中称：“如果月亮表面变得非常亮，国中的庄稼将茁壮成长。”37公元前671年，占星师巴拉西（Balasš）在给埃萨尔哈东或阿淑尔巴尼拔的报告中写道：“如果阿达德在亚布月（Ab，阿卡德语为Abu，拼作iti.ne)38打雷，白天乌云翻滚，接着下雨了，国中的庄稼不会茁壮成长。”39

亚述农业总体上属于旱作农业，40降雨对于农作物的生长至关重要，亚述帝国国王时常与行省官员在通信时讨论降雨情况。阿拉泊哈（Arrapha）行省伊萨尔-杜里（Issar-duri）在给萨尔贡二世的信中写道：“（这里）雨降得非常多，庄稼长势好，国王我的主人可以放宽心了。”41阿淑尔行省总督塔伯-西尔-埃沙拉（ab-ill-Ešarra）在给萨尔贡二世的信中写道：“降雨接连不断，水量非常大，国王我的主人可以放宽心了。”42阿拉泊哈行省伊萨尔-杜里在给萨尔贡二世的另一封信中写道：“5日夜间开始下冰雹，那夜、整个早晨和次日都是大雨滂沱……我恳求……现在我向国王我的主人通报了降雨的喜讯。让他们因为我的喜讯而给我恳求的……”11

降雨情况是占星师向亚述国王汇报的重要内容。一位亚述中部地区的官员在给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的信中写道：“27日夜间的瓢泼大雨持续到破晓，27日整天和28日整夜（也是瓢泼大雨）。雨下得非常大，水量巨大，庄稼将会茁壮成长。”12公元前674年，占星师涅尔伽尔-埃提尔在给国王埃萨尔哈东的报告中称：“如果金星在亚布月从初一到三十都从西方消失，（预示）要下雨了，国中的庄稼将茁壮成长。”13占星师巴拉西在给埃萨尔哈东的报告中汇报了相同的内容。14一位未具名的占星师在给埃萨尔哈东的报告中写道：“如果阿达德在月亮消失之日打雷，（预示）庄稼将会茁壮成长，贸易将会兴旺。如果阿达德在月亮消失之日打雷，（预示）对庄稼有利（的天气来了）。如果阿达德在亚达月打雷，白天乌云翻滚，接着下起了雨，闪电耀眼，（预示）大洪水要来了，国中的庄稼将会茁壮成长。”43

然而，亚述地区是一个典型的“不可预测气候带”（Zone of Uncertainty),44干旱时常会威胁农业生产，45亚述国王时常会收到有关雨水稀少的报告。提杜行省总督阿什帕在回复萨尔贡二世的信中写道：“关于国王我的主人写信给我提到的秸秆，（由于）搭模斯月（Tammuz，阿卡德语为Tammuzu或Dūzu，拼作iti.šu),46水变少了，副总督和所有的村镇监察官（rabālāni，拼作lú.gal-uru.meš）从山上下来买秸秆了。”47公元前671年，占星师伊萨尔-舒穆-埃莱什（Issar-šumu-ereš）在给埃萨尔哈东的报告中称：“如果阿达德在亚布月打雷，白天乌云翻滚，接着下起了雨，闪电耀眼，水源将变得稀少。”48公元前657年，占星师阿库拉努（Akkullanu）在给阿淑尔巴尼拔的信中提到：“今年雨水如此稀少，（根本）没有庄稼可收。”49公元前669年，一位占星师在给埃萨尔哈东的报告中写道：“如果涅贝如星（Neberu）行动缓慢，（预示）众神要发怒了，正义将要蒙羞，明亮的东西变得暗淡无光，清楚明了的东西变得混乱不堪，降雨和洪水将要停止，青草将会枯萎，国家将陷入动乱之中。众神将不理会祈祷，也不会接受恳求，不会回应脏卜师的疑问。”50

亚述帝国国王关心庄稼的生长，急切地盼望下雨，术士于是报来各种预示下雨的征兆。公元前666年，占星师老拉什尔（Rašil）在给阿淑尔巴尼拔的报告中说：“浓雾预示（将要）下雨了。”51占星师老拉什尔在给国王的报告中还提到：“如果月亮表面暗淡无光，以至于无人能将其分辨出来，（预示）要下雨了。”52占星师老拉什尔在给阿淑尔巴尼拔的另一份报告中称：“如果太阳运行轨道出现云堤，（预示）降雨和洪水就要来了。”11占星师拉什尔在给阿淑尔巴尼拔的报告中提到：“如果太阳被晕环绕，（预示）要下雨，天气要变了。”12占星师苏萨纳比-舒马-伊什昆（Nabû-šuma-iškun）在给埃萨尔哈东的报告中写道：“如果‘弓’星（Qaštu，拼作mul.dban)13位于月亮的晕中，（预示）人们要发怒，国中将发生抢劫。（不过）这并不完全主凶，处女座的晕预示冬季将会有降雨和洪水。”14一位未具名的占星师总管或文书总管（rab-upšari，拼作lú.gal dub.sar）在给国王的报告中写道：“如果阿达德在提施利月（Tishri，阿卡德语为Tašritu，拼作iti.du6)15打雷，白天乌云翻滚，接着雨下起来，彩虹伸展开来，电闪雷鸣，众神要怜悯地上（的人）。”16占星师纳布-阿赫-埃里巴（Nabû-ahhe-eriba）在埃萨尔哈东或阿淑尔巴尼拔的报告中写道：“月亮的表面堆在天空中，（预示）要下雨了，换言之，洪水要来了。”53公元前670年，占星师纳布-阿赫-埃里巴在给埃萨尔哈东的报告中写道：“如果亚达月（Addar,通常拼作iti.še.dirig)54的早晨太阳环绕着晕，（预示）这个月洪水要来，换言之，要下雨了。”55公元前671年，占星师涅尔伽尔-埃提尔在给埃萨尔哈东的报告中称：“如果一颗星靠近底格里斯河星，（预示）降雨和洪水就要来了。”56公元前669年，占星师涅尔伽尔-埃提尔在给埃萨尔哈东的报告中称：“如果恩吉什伽兰那（Engišgalanna）星变亮，（预示）洪水和降雨要来了。恩吉什伽兰那星就是木星。”57

在古代两河流域的万神殿中，风雨神阿达德掌管降雨，亚述帝国也举行祈雨仪式，恳求他降下甘露。巴比伦尼亚埃吉比（Egibi）家族的驱魔师贝尔-雷伊（Bel-le’i）在给埃萨尔哈东的报告中建议：“他们应当举行阿达德的祈雨仪式，同时还应当举行举手祈祷。打开阿达德（神庙）的门，将乌普恩图（upuntu）面粉献到他面前，将马斯哈图（ma hatu）面粉献给他做供品，请他在早晨降下薄雾，让田里（庄稼的）产量悄悄地翻倍。”58

众所周知，祈雨仪式显然不可能带来降雨，人工灌溉才是给农作物提供水的可行方式。在论及两河流域的灌溉时，人们往往认为亚述帝国国王修建水利工程只是给卡尔胡、尼尼微等都城供水，59实际上它们还可以用来浇灌都城周边的耕地。上文在论及播种前整理耕地时，提到辛纳赫里布曾宣称浇灌了亚述核心地区的大部分耕地。扩建了尼尼微城后，辛纳赫里布还称：“我用水浇灌了尼尼微的地势高的耕地中600（伊麦如）播种过的耕地，使……里和垄上的谷物长得高大茂盛。”60辛纳赫里布还宣称：“我每年都给城市上方和下方600（伊麦如）播种了谷物的耕地提供灌溉。”61

河水一般不可能自主地流到耕地里，开挖水渠是灌溉的前提，亚述帝国国王关注水渠的开凿。辛纳赫里布不仅关心耕地的灌溉，而且关心水渠的开挖，并将这视为一项与敬畏神灵、打击敌人等量齐观的重要功绩：“完成了祭祀中心的建造、使敌国屈服、摧毁了他们的聚落、开挖了沟渠、刨开来溪流、使水流喷涌，奠定了亚述平原的富足……”62亚述帝国国王还关心修建水渠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司库”（mašennu，拼写为agrig）或“大司库”（mašennu rabi’u，拼写为agrig.gal）塔伯-沙尔-阿淑尔（ab-šar-Aššur）在回复萨尔贡二世时提到：“负责沟渠（建设）建造工人总管帕卡哈（Paqaha）赶来与我见面称：‘国王已增加了在沟渠上工作的人手。可是那里却没有首领。’”11一位名叫伊鲁-伊科比（Ilu-iqbi）的官员在给萨尔贡二世的信中汇报了沟渠工地上消极怠工行为：“在沟渠上干活的125人个个身强力壮，（可是，他们）既没有运来自己的秸秆，也没有运来哈拉胡（Halahhu）的秸秆。他们用什么方式来完成明天给砖上釉的任务呢？”12哈兰总督纳布-帕什尔（Nabû-pašir）和欣达努（Hindanu）行省的官员纳布-杜尔-马基（Nab-û-dur-makie）在回复萨尔贡二世的信中称：“关于国王给我写信提到的沟渠，我们一得到有组织的人手，就在10日或8日着手那道渠的修建工作。我们开始测量帕提-伊利尔（Patti-Illil）渠了，一测量出它的尺寸，（弄清楚）哪里容易（修）和哪里难（修），我们就再次写信报告给国王我们的主人。”13

为了确保水渠正常供水，亚述帝国国王还任命水渠巡察官（gugallu，拼作lú.gú.gal）管理水渠。阿淑尔总督塔伯-西尔-埃沙拉在回复给萨尔贡二世的信中写道：“关于国王我的主人给我写信提到的水渠巡察官贝尔-哈……他日前来到内城（Libbi-āli，拼作uru-ša3-uru),63取出他的……就动身去见国王我的主人。”64文书马尔-伊萨尔（Mar-Issar）在给埃萨尔哈东的信中指责一位名为伽巴如（Gabbaru）的官员罢黜国王委派的水渠巡察官的行为：“伊图（Itu’u）总督现在驱离了泥瓦匠，而伽巴如则罢黜了国王的父亲我的主人给巴比伦尼亚任命的水渠巡察官。国王我的主人应该知晓这件事啊！”65

虽然雨水对农作物的生长至关重要，但是，过多的降雨将会淹没庄稼，亚述国王关心淹没庄稼的洪水，这也成为占星师向国王汇报的重要问题之一。公元前670年，埃萨尔哈东曾经就庄稼歉收问询占星师纳布-阿赫-埃里巴，他在回信中提到：“关于国王我的主人写信给我提及的亚述人的耕地：‘它是一块丰产田，谁剥夺了它的谷物？’在耕地上播种的农夫不再敬畏阿达德，这是他让雷电袭击、毁坏那块田地的原因。”66占星师伊萨尔-舒穆-埃莱什在给国王的报告中称：“如果西湾月（Sivan，阿卡德语为Simānu，拼作iti.sig4)67某个未指定的时间出现月食，世界之王将死，阿达德将摧毁（一切），洪水要来了，阿达德将减少国中庄稼的产量。”68公元前677年，占星师札基尔（Zakir）在给埃萨尔哈东的报告中称：“如果西湾月的初一到三十出现月食，它是与巴比伦国王有关的月食，超量洪水要爆发，阿达德将摧毁国家，国中的庄稼不会茁壮成长。”69公元前677年，占星师阿沙莱杜（Ašaredu）在给埃萨尔哈东的报告中称：“如果西湾月出现月食，（预示）今年晚些时候，阿达德将摧毁国中的庄稼。”70

除了旱灾和水灾，蝗虫（erbu，拼作buru5或nam erim）也对两河流域的农业生产构成威胁，71《农夫历书》第66行写道：“避免蝗虫的啃食！”72亚述帝国国王也深知蝗灾的危害，不时发布灭蝗的命令。提杜行省总督阿什帕在给萨尔贡二世的信中写道：“国王我的主人派遣的国王侍卫命令道：‘灭蝗！’我们已经根除了它们，它们并没有对庄稼造成任何损害。国王我的主人的神灵消灭了它们。”11萨尔贡二世时期，哈布尔河下游地区一位名为里穆图（Rimuttu）的官员在给他的上司纳布-杜如-乌苏尔（Nabû-dūru-u ur）的信中写道：“他们从朝廷给我写信道：‘记下你搜集的所有蝗虫和你杀死的所有蝗虫，（然后）报送朝廷！’现在我就记下它们并呈送我的主人。”12不仅如此，萨尔贡二世还深谙灭蝗的技术，阿淑尔总督塔伯-西尔-埃沙拉在回复萨尔贡二世的信中写道：“关于国王我的主人给我写信提及的蝗虫：‘发布用界碑将蝗虫大量滋生的耕地隔离的命令！它们应当在孵化之际被消灭掉！’在接到朝廷的信件之前，我已向（有关）城镇发布如下命令：‘在蝗虫大量滋生之处树立界碑！’现在我们要在它们（蝗虫）孵化之际消灭它们。”13

三、亚述国王与农作物的收贮

亚述帝国国王之所以关心庄稼的播种和生长状况，是因为他们希望获得更多的谷物。讨伐了敌国、安置了窘迫的民众之后，阿淑尔-丹二世宣称：“我犁耕了我的国家的许多地区，堆积了比先前更多的谷物。”73与之类似，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二世宣称：“我犁耕了我的国家的许多地区，堆积了比我的国家需求还要多的谷物。”74公元前680年，埃萨尔哈东修复了巴比伦城的神庙，恳求马尔都克（Marduk）和他的妻子札尔帕尼图（Zarpanītu）道：“愿他们赐予我的国家雨水、洪水、茂盛的庄稼、谷物的丰收、富足和繁荣，让他们储存下成堆的谷物！”75

因为国王十分关注庄稼的收成，于是亚述官员时常报来丰收的喜讯。一位名为阿淑尔-马特卡-特拉（Aššur-matka-tera）的官员在给特拉沙尔皮拉沙尔三世的信中写道：“国王的土地非常好，国王的薪奉田（ma’uttu）已经收割完毕。国中（大麦）的交换价格极为喜人：在尼尼微，1伊麦如大麦可以换1米那（mina，阿卡德语为mànu，拼作ma.na)76铜；在哈拉胡（Halahhu),1伊麦如零5苏图（sutu,bán)77大麦可以换1米那铜；在平原地区，2伊麦如大麦可以换（1米那铜）。”78

亚述帝国国王非常重视庄稼的丰收，甚至将其与自身的性命、子孙的健康、统治的长久、军事胜利以及亚述的福祉等量齐观。在将两尊石牛雕像安放到哈达图（Hadattu）城可以看到的地方时，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称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全自身性命、祈祷被神灵听到、统治能够长长久久、子孙幸福安康、祭司之位稳固、亚述庄稼丰收以及亚述民众的福祉。79萨尔贡二世曾经为纳布和马尔都克建造神庙，他在相关的铭文中称建造神庙的目的是为了自身生命、子孙康乐、击败敌人、亚述庄稼的丰收以及亚述民众的福祉。80

亚述帝国国王对丰收的景象非常憧憬，阿淑尔巴尼拔曾在王室铭文中描绘了一幅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家富足的景象：“阿达德降下来雨水，埃阿（Ea）打开了泉水，垄上的谷物高达5肘尺，谷穗（竟然）长达5/6肘尺。庄稼的丰收和谷物的富余使牧场持续地繁荣，果园里结满了果实，牲畜成功地产下了幼崽。在我的治下，到处都富得流油，在我统治的岁月，丰富的产品堆积如山。”81

为了获得丰收，亚述帝国国王千方百计地取悦与庄稼有关的神灵。上文提到过的暴风雨神阿达德，对庄稼生长至关重要，萨尔贡二世曾赞美他道：“对于萨尔贡（二世）———世界之王，亚述国王，巴比伦总督、苏美尔与阿卡德之王、建造您的内殿之人———闪耀高台的天地间渠道巡察官阿达德在恰当的时间送来天上的雨水和地下的泉水，在他的草地上堆满了谷物和油，让他的子民生活得繁荣富足。”82女神莎拉（Šala）是暴风雨神阿达德的配偶，她的象征符号是大麦秆，通常被视为保佑庄稼丰产的谷物神灵。11阿淑尔巴尼拔之子辛-沙拉-伊什昆（Sšn-šarra-iškun，约公元前624—前612年在位）曾向女神莎拉奉献了一张摆放供品的桌子，祈求她保佑丰收：“啊，莎拉，伟大的女神，当您愉快地看着这张桌子时，请您因此为我———辛-沙拉-伊什昆，亚述国王——每年都不停地堆起丰收的庄稼和谷物。根据您在众神汇聚的埃沙拉（Ešarra）神庙发布的至高无上的命令，让我总是平安地以富足引领亚述的民众！”83

亚述帝国国王不仅仅关心庄稼丰收与否，还关心庄稼的收割。阿淑尔行省总督塔伯-西尔-埃沙拉曾在回复给萨尔贡二世的信中写道：“他们收割完了欣札努（Hinzanu）的庄稼……被收割掉了……”84马札穆阿（Mazamua）行省总督沙如-埃穆兰尼（Šarru-emuranni）在给萨尔贡二世的信中写道：“我不该将马匹和‘札库’（zakkû）士兵85留在要塞，而要带着马匹和‘札库’士兵下到马札穆阿去收割庄稼吗？我在等国王我的主人的信使，国王我的主人的命令是什么？”86在向萨尔贡二世汇报巴比伦尼亚和埃兰的情况时，卡尔-沙如金（kar-Šarrukin）行省总督纳布-贝鲁-卡因（Nabû-bēlu-ka’in）提到国王收获庄稼的命令：“这是国王的命令：‘收割你的庄稼！’”87

在收割庄稼的过程中，亚述国王非常关注劳动力的调配。杜尔-亚金（Dūr-Yakin）要塞指挥官在回复萨尔贡二世的信中写道：“关于国王写信提到的庄稼：‘让工人出去收割！’”88哈马（Hamath）行省总督阿达-哈提（Adda-hati）在给萨尔贡二世的信中汇报了收获时节劳动力的调配情况：“如果可以的话，让我从阿尔吉特（Argite）调500人到苏帕特（Supat），让……我收割了……城的耕地。此外，我还收割了拉巴乌（Laba’u）城的1000（伊麦如）耕地。现在苏帕特既没有亚述人的‘城市巡察官’（ša muhhi-āli，拼作lú.š-ugu-uru），也没有任何亚述门卫，让国王我的主人给我亚述人和伊图人（Itu’-ean),89这样我才能守住……”90阿米蒂（Amidi）行省总督里普胡尔-贝尔（Liphur-bēl）在给萨尔贡二世的信中写道：“我指挥的皇家的伊图人从幼发拉底河回来了，他们没有跟“苏卡鲁”（Šukkallu，拼作lú.sukkal)91走。我已经派人去叫他们，可是只有一两家从镇里出来。请国王我的主人给他们的酋长写信，他们应当联合把‘国王的人’（Sābšarri,lú.erim.-man)92带出来，与我一起在拉如巴（Laruba）警戒，直到我们收获完庄稼。”11

庄稼收获后，亚述帝国国王还关心粮食的贮存。上文提到，萨尔贡二世复垦了卡尔赫米什撂荒的耕地，庄稼喜获丰收，他宣称：“我在它周边的粮仓（bēt karmi，拼作é-karme）中堆积了数不胜数的谷物。”12苏帕特行省总督贝尔-里科比（Bēl-liqbi）在给萨尔贡二世的信中写道：“国王我的主人知道我们一起收获了播种的耕地，（将粮食）储存在村庄里。”13苏帕特行省总督贝尔-里科比曾经因为战车兵给养问题与一位官员产生矛盾，他在给萨尔贡二世的另一封信中写道：“我没有同意给他（粮食），他径直打开了我的村庄的一个筒仓。我去抗议他道：‘你为什么未经副总督同意就任性地打开了国王的粮仓？’”93一位名为巴达（Badâ）的官员在给萨尔贡二世的信中写道：“我那个因耽搁而没有觐见到国王的信使带回了我的报告，我决定不再写信给国王我的主人，而是等候指示直到大麦储存到巴伯-比特卡（Bab-bitqa）。”94

除了收贮本国耕地上的庄稼，亚述国王还在征战途中收贮征服地区的庄稼。约公元前900年，阿达德-尼拉里二世（Adad-nērārīⅡ，约公元前911—前891年在位）远征哈尼伽尔巴特（Hanigalbat），曾经收割当地的庄稼：“我第2次进军哈尼伽尔巴特，在纳西帕努（Na ipanu）与他作战，用他的士兵的血染红了乡村。我进入伊亚里杜（Iaridu）城，收割他土地上的庄稼，把萨拉库城（Saraku）当作自己的城市，把大麦和秸秆堆在那里。”95公元前895年，阿达德-尼拉里二世在救援库穆（Kummu）的过程中还收割了哈伯胡（Habhu）的庄稼：“我在我的主人库穆城的阿达德神面前献祭，烧掉了库穆的敌人城市哈伯胡的城市，收割了他土地上的庄稼。”96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AššurnasirpalⅡ，约公元前883—前859年在位）也多次收割新征服地区的庄稼：在征讨幼发拉底河流域时，他称：“我夷平、摧毁和焚烧了拉库（Laqû）和苏胡（Sūhu）位于幼发拉底河畔的诸城，它们（分布于）从哈布尔河（Habur）河口到苏胡的西巴图城（Sibatu），收割了它们的庄稼。”97在远征叙利亚地区诸国时，他称：“我进入帕提努（Patinu）的卢巴尔纳（Lubarna）设防的城市阿里布阿（Aribua），收割了卢胡图（Luhutu）的大麦和秸秆，并储存在那里。”98征服扎格罗斯山区的札穆阿（Zamua）、修复杜尔-阿淑尔城（Dūr-Aššur）后，他宣称：“我在它周围立了墙，给我的皇家住所奠基，将它装饰得比以前更富丽堂皇，把所有土地的大麦和秸秆都储存在那里。”99在远征纳伊里（Nairi）的过程中，他宣称：“我将纳伊里诸国的250座防御森严的城市夷平、摧毁或变成了废墟，收割了它们土地上的庄稼，储存在图什哈城（Tušha）。”100

亚述国王非常重视粮食的贮存，并任命粮仓总管（rab karmān，拼作lú.gal-karmān）进行管理。占星师阿库拉努在给阿淑尔巴尼拔的信中写道：“关于国王我的主人给他的仆人写信提到的日常供奉的绵羊供品和常规奉献：‘权贵之中谁没有同意交纳？’我昨天无法详细列举，（于是）就没有给国王我的主人写信。如下是没有交绵羊供品的权贵：巴尔哈尔孜（Barhalzi）行省总督、拉萨帕（Ra appa）行省总督、基利孜（Kilizi）行省总督、伊萨纳（Isana）行省总督、提勒（Tillê）行省总督、库拉尼亚（Kullania）行省总督和阿尔帕达（Arpadda）行省总督。上述都没有交日常供奉的绵羊供品。拉萨帕行省总督、巴尔哈尔孜行省总督、狄库启纳（Diquqina）行省总督、粮仓总管、达延-阿达德（Dayyan-Adad）行省总督、伊萨纳行省总督、哈尔孜-阿特巴尔（Halzi-atbar）行省总督、比尔图（Birtu）行省总督、阿尔祖希（Arzuhi）行省总督、阿尔贝拉（Arbela）行省总督、古札纳（Guzana）行省总督、沙胡帕（Šahuppa）行省总督、坦努纳（Tamnuna）行省总督和塔尔穆萨（Talmusa）行省总督。这些（权贵）都没有交常规奉献的大麦和小麦。”101一般来说，向阿淑尔神庙奉献供品是行省的任务，粮仓总管位居向阿淑尔神庙奉献供品的行省总督之列，表明这个官职的地位跟行省总督差不多，国王对粮食贮存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四、结语

虽然亚述帝国时期的楔形文字文本文献十分丰富，102但是，迄今为止尚未发现专门记录农业生产的材料，我们不可能系统完整地还原亚述帝国的农业生产过程及国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过，帝国档案中国王与群臣的通信、术士的报告和王室铭文中有关农业生产的零星记载表明，亚述帝国国王对农业生产并不陌生。一方面，亚述国王熟悉农业生产的流程。在播种时，亚述国王不仅通过复耕抛荒地和开垦草原来扩大耕地面积，而且吩咐耕地在犁耕前的灌溉和除草，还置备耕地的犁、挽犁的牛和种子。亚述国王还重视田间管理，明白降雨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急切地盼望降雨，还可能向暴风雨神求雨，通过开挖沟渠来灌溉庄稼，并指导相关官员应对涝灾和蝗灾。亚述国王还憧憬丰收景象，恳求神灵保佑丰收，指导粮食的收割与贮存。另一方面，亚述国王还掌握了不少当时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亚述国王清楚两河流域北部耕地的状况，熟悉土地的休耕制度，还知道在垄上种植的优越性，并明白适时播种的重要性。为了灌溉庄稼，亚述国王开挖了水渠，掌握了水利工程的技术。亚述国王指导相关官员消灭蝗虫的方法反映了他们掌握了灭蝗技术的精髓。亚述帝国国王丰富的农业生产知识表明，他们在躲避月食预示的灾难时选择“农夫”的称号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他们熟悉这种职业，不仅可以熟练地装扮成农夫，而且可以真实地模仿农夫的行为举止，认为这样可以让准备加害他们的鬼怪无法辨识。

亚述帝国国王在月食发生时自称为“农夫”，或许还与两河流域的重农传统有关。古代两河流域并不存在鄙视农夫的思想，103古巴比伦时期（约公元前2000—前1500年）伊辛国王李必特-伊什塔尔（Lipit-Ištar，约公元前1934—前1924年在位）称为“乌尔的真正农夫”（阿卡德语拼作ikkarum kīmumša Uriki-im，苏美尔语拼作engar-zi(d）úrimki-ma),104伊辛国王布尔-辛（Bur-Sšn，约公元前1895—前1874年在位）被称为“乌尔能干的农夫”（engar kala-gaúriki-ma),95伊辛国王恩利尔-巴尼（Enli-bāni，约公元前1860—前1837年在位）被称为“为乌尔（种植）高大谷物的农夫”（engarše-mahúriki-ma),96伊辛国王赞比伊亚（Zambīya，约公元前1836—前1834年在位？）被称为“为天地间的圣殿送来高大亚麻和谷物的农夫”（engar gu-mah túmše-mah túmèš-dur-an-ki-šè），105伊辛国王乌尔-杜库伽（Ur-dukuga，约公元前1830—前1828年在位）“阿努与恩利尔的伟大农夫”（engar mahan-en-líl-lá）；106拉尔萨国王衮古努姆（Gungunum，约公元前1932—前1906年在位）“乌尔的农夫”（engarúrimki-ma),99拉尔萨国王努尔-阿达德（Nûr-Adad，约公元前1865—前1850年在位）也被称为“乌尔的真正农夫”，107拉尔萨国王里姆-辛（Ršm-Sšn，约公元前1822—前1763年在位）被称为“真正的农夫”（engar-zi）。108新巴比伦王国时期（Neo-Babylonian Kingdom，约公元前626—前539年），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Ⅱ，约公元前604—562前年在位）被称为“堆积大堆谷物的真正农夫”（ikkarum kīmim mugarrini karêbitrûti）。109

虽然亚述帝国在战争中掠夺了不计其数的战利品，并向被征服地区勒索了数目惊人的贡赋，但是，它们大多属于各地的特产和贵金属，11并不能彻底解决帝国臣民最基本的吃饭问题。与两河流域的其他政权一样，亚述帝国从本质上讲仍然是一个农业社会，110农业事关国家的繁荣与稳定，国王自称为“农夫”体现了他们对农业的重视，大概延续了古代两河流域的重农的传统。

亚述帝国国王的“农夫”形象凸显了他们在农业生产领域的作用，但这并不是国王的唯一形象，他们在其他场景往往呈现迥然不同的形象：在征服和震慑被征服国家和地区时，亚述帝国国王需要以英勇无敌的勇士形象出现；在缓和与棘手的巴比伦尼亚的关系时，埃萨尔哈东变成了和平主义者；在搜罗两河流域的文化成果时，阿淑尔巴尼拔又以一位人文主义者的姿态示人。因此，亚述帝国国王参与的活动具有多样性，他们的形象也是多面的。需要指出的是，亚述帝国国王的勇士形象与王室铭文的肆意渲染和宫廷浮雕的生动刻画有关，饱受亚述帝国侵害的犹太人在圣经的恐怖描述更是加深世人的印象，111这一切都源于对亚述帝国及其国王认识的片面化。

注释

1 Andreas Fuchs,“Assyria at War:Strategy and Conduct”,in Karen Radner and Eleanor Robson,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Cuneiform Cultu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p.380~401.

2 I.Cornelius,“The Image of Assyria:An Iconographic Apporiach by Way of a Study of Selected Material on the Theme of‘Power and Propaganda’in the Neo-Assyrian Palace Reliefs”,Old Testament Essays,Vol.2,No.1 (1989),pp.41~74;Eckart Frahm,“Images of Assyria in Nineteenth-and Twentieth-Century Western Scholarship”,in S.W.Holloway,ed.,Orientalism,Assyriology and the Bible,Sheffield:Phoenix Press,2006,pp.74~94;Shawn Zelig Aster,“The Image of Assyria in Isaiah 2:5-22:The Campaign Motif Reversed”,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127,No.3 (2007),pp.249~278;Marcelo Rede,“The Image of Violence and the Violence of the Image:War and Ritual in Assyria(Ninth-Seventh Centuries BCE)”,Varia Historia,Belo Horizonte,Vol.34(2018),pp.81~121.

3(4) Barbara Nevling Porter,Images,Power,and Politics:Figurative Aspects of Esarhaddon’s Babylonian Policy,Philadelphia: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993,pp.1;77~117.

4(5) Sanae Ito,“Assurbanipal the Humanist The Case of Equal Treatment”,State Archives of Assyria Bulletin,Vol.23(2017),pp.67~89.

5(1) Simo Parpola,Letters from Assyrian Scholars to the Kings Esarhaddon and Assurbanipal,Part II:Commentary and Appendices,Kevelaer:Verlag Butzon und Bercker;Neukirchen-Vluyn:Neukirchener Verlag,1983,pp.xxii~xxvi;Claus Ambos,“Rites of Passage in Ancient Mesopotamia:Changing Status by Moving through Space:Bit rimki and the Ritual of the Substitute King”,in Claus Ambos and Lorenzo Verderame,eds.,Approaching Rituals in Ancient Cultures:Questioni di rito:Rtuali come fonte di conoscenza delle religione e delle concezioni del mondo nelle culture antiche,Pisa and Roma:Fabrizio Serra editore,2013,pp.45~47.

6(2) Karen Radner,“How Did the Neo-Assyrian King Perceive His Land and Its Resources”,in R.M.Jas,ed.,Rainfall and Agriculture in Northern Mesopotamia,Leiden:Nederlands Instituut voor het Nabije Oosten,2000,p.236.

7(3) Benjamin R.Foster,“A Century of Mesopotamian Agriculture”,in Horst Klengel und Johannes Renger,hrsg.,Landwirtschaft im Alten Orient,Berlin:Reimer,1999,p.6.

8(4) Grant Frame,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Sargon II,King of Assyria (721-705 BC),State University,Pennsylvania:Eisenbrauns,2021,109:22-26.

9(5) Grant Frame,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Sargon II,King of Assyria (721-705 BC),43:34-36.

10(6) Andreas Fuchs and Simo Parpola,The Correspondence of Sargon II,Part III:Letters from Babylonia and the Eastern Provinces,Helsinki:Helsinki University Press,2001,136:12-15.

11(7) A.Kirk Grayson and Jamie Novotny,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Sennacherib,King of Assyria (704-681 BC),Part 2,Winona Lake,Indiana:Eisenbrauns,2014,223:22-23.

12(8)亚述的核心地区指南端的阿淑尔城、北面的尼尼微城和东部的阿尔贝拉城在底格里斯河东岸围成的三角区域，这里是亚述人的故乡，也是亚述政权衰落后的复兴基地。Karen Radner,“The Assur-Nineveh-Arbela Triangle:Central Assyria in the Neo-Assyrian Period”,in P.Miglus and S.Mühl,eds.,Between the Cultures:The Central Tigris Region in Mesopotamia from the 3rd to the1st Millennium B.C.,Heidelberg:Heidelberger Orientverlag,2011,pp.321~323.

13(1) Grant Frame,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Sargon II,King of Assyria (721-705 BC),74:vii 65-vii 69.

14(2)肘尺是古代的长度单位，亚述帝国时期1肘尺约等于48厘米。

15(3) Mikko Luukko,The Correspondence of Tiglath-pileser III and Sargon II from Calah/Nimrud,Helsinki:Helsinki University Press,2012,20:3-7.

16(4) Giovanni B.Lanfranchi and Simo Parpola,The Correspondence of Sargon II,Part II:Letters from the Northern and Northeastern Province,263:10-13.

17(5)“图尔塔努”是亚述帝国的朝廷重臣，通常译为“元帅”，实际上他只是亚述帝国从行省征召的军队总指挥，参见Raija Mattila,The King’s Magnates:A Study of the Highest Officials of the Neo-Assyrian Empire,Helsinki:The Neo-Assyrian Text Corpus Project,2000,pp.107~125.

18(6) imēru或imāru的本义是“驴”，也可以用作计量单位，亚述帝国时期常用1头驴驮的种子的数量来表示播种面积，通常译为“霍默”（homer）或“公顷”，参见A.Leo Oppenheim,et al.,eds.,The Assyrian Dictionary,Vol.7:I and J,Chicago: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1960,pp.110~114.

19(7) Mikko Luukko,The Correspondence of Tiglath-pileser III and Sargon II from Calah/Nimrud,57:4-10.

20(8) Mikko Luukko,The Correspondence of Tiglath-pileser III and Sargon II from Calah/Nimrud,57:r.2.-r.5.

21(9) Andreas Fuchs and Simo Parpola,The Correspondence of Sargon II,Part III:Letters from Babylonia and the Eastern Provinces,318:9-r.3.

22(10) K.Maekawa,“Cultivation Methods in the Ur III period”,in J.N.Postgate and M.A.Powell,eds.,Irrigation and Cultivation in Mesopotamia,Part II,Cambridge:Sumerian Agriculture Group,1990,p.125.

23(11)宁单是古代两河流域的长度单位，古巴比伦时期1宁单约等于6米。

24(12) Miguel Civil,The Farmer’s Instructions:A Sumerian Agricultural Manual,Sabadell Barcelona Ed:Ausa,1994,pp.30~31.

25(13) A.Kirk Grayson and Jamie Novotny,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Sennacherib,King of Assyria(704-681BC),Part 1,Winona Lake,Indiana:Eisenbrauns,2012,16:viii 24~viii 28.

26(14)两河流域标准历的第11个月，大致相当于公历的1-2月。

27(1) Hermann Hunger,Astrological Reports to Assyrian Kings,Helsinki:Helsinki University Press,1992,36:12.

28(2) Hermann Hunger,Astrological Reports to Assyrian Kings,486:6-7.

29(3) Giovanni B.Lanfranchi and Simo Parpola,The Correspondence of Sargon II,Part II:Letters from the Northern and Northeastern Province,225:4-8.

30(4) Mikko Luukko,The Correspondence of Tiglath-pileser III and Sargon II from Calah/Nimrud,95:5-8.

31(5) Simo Parpola,The Correspondence of Assurbanipal,Part I:Letters from Assyria,Babylonia,and Vassal States,Winona Lake,Indiana:Eisenbrauns,2018,146:r.6-r.8.

32(6) Giovanni B.Lanfranchi and Simo Parpola,The Correspondence of Sargon II,Part II:Letters from the Northern and Northeastern Province,82:4-8.

33(7) Mikko Luukko,The Correspondence of Tiglath-pileser III and Sargon II from Calah/Nimrud,57:11.-r.1.

34(8) Andreas Fuchs and Simo Parpola,The Correspondence of Sargon II,Part III:Letters from Babylonia and the Eastern Provinces,156:22-r.5.

35(9) D.T.Potts,Mesopotamian Civilization:The Material Foundations,Ithaca,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p.15.

36(10) P.J.La Placa and M.A.Powell,“The Agricultural Cycle and the Calendar at Pre-Sargonic Girsu”,in J.N.Postgate and M.A.Powell,eds.,Irrigation and Cultivation in Mesopotamia,Part II,pp.75~77.

37(11)亚述帝国的租地契约往往明确规定相关土地的休耕时间：如果租期是8年，播种4年，需要休耕4年；如果租期是6年，播种3年，需要休耕3年；如果租期是2年，播种1年，需要休耕1年。参见T.Kwasman and Simo Parpola,Leg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Court of Nineveh,Part I:Tiglath-Pileser III through Esarhaddon,Helsinki:Helsinki University Press,1991,223:4,2244:8,226:13,146:8,252:r.6,268:8,271:r.4,287:r.1;R.Mattila,Leg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Court of Nineveh,Part II:Assurbanipal Through Sin-šarru-iškun,Helsinki:Helsinki University Press,2002,41:r.10,45:r.6,118:8,346:r.2.

38(12) Andreas Fuchs and Simo Parpola,The Correspondence of Sargon II,Part III:Letters from Babylonia and the Eastern Provinces,187:r.6-r.13.

39(1) Andreas Fuchs and Simo Parpola,The Correspondence of Sargon II,Part III:Letters from Babylonia and the Eastern Provinces,100:r.10-r.16.

40(2) Andreas Fuchs and Simo Parpola,The Correspondence of Sargon II,Part III:Letters from Babylonia and the Eastern Provinces,57:2-5.

41(3) Mikko Luukko,The Correspondence of Tiglath-pileser III and Sargon II from Calah/Nimrud,113:r.1-r.3.

42(4) ummânī本义是“师傅”“大师”，通常意译为“学者”，主要包括占星师或文书（upšarru）、脏卜师（bārû）、驱魔师（āšipu）、医生（asû）和哀歌歌者（kalû）等五类。上述五类人用各自的专业知识通过“探查神灵的意图”来慰藉国王的心灵，并充当国王的顾问，类似中国古代帝王身边的术士。

43(5) Hermann Hunger,Astrological Reports to Assyrian Kings,263:r.3-r.4.

44(6)两河流域标准历的第5个月，大致相当于公历的7-8月。

45(7) Hermann Hunger,Astrological Reports to Assyrian Kings,80:1-3.

46(8) T.J.Wilkinson,“The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Dry-Farming States in Upper Mesopotamia”,Current Anthropology,Vol.35,No.5(1994),pp.483~505.

47(9) Andreas Fuchs and Simo Parpola,The Correspondence of Sargon II,Part III:Letters from Babylonia and the Eastern Provinces,4:r.7-r.11.

48(10) Simo Parpola,The Correspondence of Sargon II,Part I:Letters from Assyria and the West,Helsinki:Helsinki University Press,1987,92:r.11-r.14.

49(11) Andreas Fuchs and Simo Parpola,The Correspondence of Sargon II,Part III:Letters from Babylonia and the Eastern Provinces,6:4-r.7.

50(12) Mikko Luukko,The Correspondence of Tiglath-pileser III and Sargon II from Calah/Nimrud,166:2-14.

51(13) Hermann Hunger,Astrological Reports to Assyrian Kings,246:5-r.1.

52(14)Hermann Hunger,Astrological Reports to Assyrian Kings,96:1-2.

53(1) Hermann Hunger,Astrological Reports to Assyrian Kings,221:1-8.

54(2) T.J.Wilkinson,“Settlement and Land Use in the Zone of Uncertainty in Upper Mesopotamia”,in R.M.Jas,ed.,Rainfall and Agriculture in Northern Mesopotamia,pp.1~11.

55(3)纽曼和帕尔波拉将公元前12至公元前9世纪亚述与巴比伦尼亚的衰落归咎为气候变化引发的阿拉米部落的冲击，参见J.Neumann and Simo Parpola,“Climatic Change and the Eleventh-Tenth-Century Eclipse of Assyria and Babylonia”,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Vol.46,No.3(1987),pp.161~182;近年来，许多学者将亚述帝国的灭亡归咎于天气干旱导致的粮食歉收，参见A.W.Schneider and S.F.Adal,“‘No Harvest Was Reaped’:Demographic and Climatic Factors in the Decline of the Neo-Assyrian Empire”,Climatic Change,Vol.27(2014),pp.435~446;Ashish Sinha,et al.,“Role of Climate i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Neo-Assyrian Empire”,Science Advance,No.5 (2019),pp.1~10.

56(4)两河流域标准历的第4个月，大致相当于公历的6-7月。

57(5) Giovanni B.Lanfranchi and Simo Parpola,The Correspondence of Sargon II,Part II:Letters from the Northern and Northeastern Province,21:r.1-r.7.

58(6) Hermann Hunger,Astrological Reports to Assyrian Kings,1:1-3.

59(7) Simo Parpola,Letters from Assyrian and Babylonian Scholars,Helsinki:Helsinki University Press,1993,100:r.1-r.2.

60(8) Simo Parpola,Letters from Assyrian and Babylonian Scholars,362:r.3-r.11.

61(9) Hermann Hunger,Astrological Reports to Assyrian Kings,385:r.1-r.2.

62(10) Hermann Hunger,Astrological Reports to Assyrian Kings,393:1-3.

63(11) Hermann Hunger,Astrological Reports to Assyrian Kings,401:5-6.

64(12) Hermann Hunger,Astrological Reports to Assyrian Kings,413:1-2.

65(13)大犬星座的一部分。

66(14) Hermann Hunger,Astrological Reports to Assyrian Kings,378:1-r.1.

67(15)两河流域标准历的第7个月，大致相当于公历的9-10月。

68(16) Hermann Hunger,Astrological Reports to Assyrian Kings,33:1-6.

69(1) Hermann Hunger,Astrological Reports to Assyrian Kings,64:8-9.

70(2)两河流域标准历的第12个月，大致相当于公历的2-3月。

71(3) Hermann Hunger,Astrological Reports to Assyrian Kings,69:3-5.

72(4) Hermann Hunger,Astrological Reports to Assyrian Kings,253:6-7.

73(5) Hermann Hunger,Astrological Reports to Assyrian Kings,254:7-9.

74(6) Hermann Hunger,Astrological Reports to Assyrian Kings,461:r.1-r.4.

75(7) Ariel M.Bagg,“Irrigation in Northern Mesopotamia:Water for the Assyrian Capitals (12th 7thcenturies BC)”,Irrigation and Drainage Systems.Vol.14(2000),pp.301~324.

76(8) A.Kirk Grayson and Jamie Novotny,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Sennacherib,King of Assyria (704-681 BC),Part 1,16:viii 24-viii 28.

77(9) A.Kirk Grayson and Jamie Novotny,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Sennacherib,King of Assyria (704-681 BC),Part 1,18:viii 5-viii 6.

78(10) A.Kirk Grayson and Jamie Novotny,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Sennacherib,King of Assyria (704-681 BC),Part 2,168:9-13.

79(11) Simo Parpola,The Correspondence of Sargon II,Part I:Letters from Assyria and the West,65:4-11.

80(12) Simo Parpola,The Correspondence of Sargon II,Part I:Letters from Assyria and the West,143:8-18.

81(13) Simo Parpola,The Correspondence of Sargon II,Part I:Letters from Assyria and the West,210:4-r.5.

82(1)“内城”是亚述帝国最初的都城及祭祀中心阿淑尔城的别名。

83(2) Simo Parpola,The Correspondence of Sargon II,Part I:Letters from Assyria and the West,89:6-r.2.

84(3) Simo Parpola,Letters from Assyrian and Babylonian Scholars,368:r.8-r.13.

85(4) Simo Parpola,Letters from Assyrian and Babylonian Scholars,69:7-r.2.

86(5)两河流域标准历的第3个月，大致相当于公历的5-6月。

87(6) Hermann Hunger,Astrological Reports to Assyrian Kings,61:r.4-r.5.

88(7) Hermann Hunger,Astrological Reports to Assyrian Kings,300:r.1-r.2.

89(8) Hermann Hunger,Astrological Reports to Assyrian Kings,336:9.

90(9) W.Heimpel,“Moroccan locusts in Qa unan”,Revue d’Assyriologie et d’archéologie orientale,Vol.90,No.2(1996),pp.101~120;A.R.George,“The Dogs of Ninkilim:Magie against Field Pests in Ancient Mesopotamia”,in Horst Klengel und Johannes Renger,hrsg.,Landwirtschaft im Alten Orient,pp.291~299;G.B.Lanfranchi,“Minilivestock Consumption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The Case of Locusts”,in Maurizio G.Paoletti,ed.,Ec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Minilivestock:Potential of Insects,Rodents,Frogs and Sails,Enfield,New Hampshire:Science Publishers,2005,pp.163~174.

91(10) Miguel Civil,The Farmer’s Instructions:A Sumerian Agricultural Manual,pp.28~29.

92(11) Mikko Luukko,The Correspondence of Tiglath-pileser III and Sargon II from Calah/Nimrud,113:6-14.

93(12) Simo Parpola,The Correspondence of Sargon II,Part I:Letters from Assyria and the West,221:4-9.

94(13) Simo Parpola,The Correspondence of Sargon II,Part I:Letters from Assyria and the West,103:6-r.9.需要指出的是，2009年11月，米科·卢科（Mikko Luukko）将这封书信上传到“慕尼黑开放存取楔形文字文献先导计划”（The Munich Open-access Cuneiform Corpus Initiative）的网站时，对其师西莫·帕尔波拉的翻译做了关键的修改：“界碑”（ku-du-bur-ɑ-ni）修改为“刺柏粉”（zíd du-pur-a-ni），“隔离”（lu-ka-di-ru）修改为“熏蒸”（lu-ka-i-ru），参见http://oracc.org/saao/P334676/，2021年1月20日。

95(1) A.Kirk Grayson,Assyrian Rulers of the Early First Millennium BC I (1114-859 BC),Toronto,Buffalo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1,A.0.98.1:64-65.阿淑尔-丹二世（Aššur-dan II，约公元前934-前912年在位）的孙子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二世（Tukulti-Ninurta II，约公元前890-前884年在位）的王室铭文也有类似的表述，参见A.Kirk Grayson,Assyrian Rulers of the Early First Millennium BC I(1114-859 BC),A.0.99.1:121。

96(2) A.Kirk Grayson,Assyrian Rulers of the Early First Millennium BC I(1114-859 BC),A.0.100.5:132-133.

97(3) E.Leichty,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Esarhaddon,King of Assyria (680-669 BC),Winona Lake,Indiana:Eisenbrauns,2011,105:ix-14-ix 20.

98(4)米那是古代两河流域的一种重量单位，亚述帝国经济文献中1米那约等于505克。

99(5)苏图是古代两河流域的一种容积单位，亚述帝国经济文献中1苏图约等于18.4升。

100(6) Mikko Luukko,The Correspondence of Tiglath-Pileser III and Sargon II from Calah/Nimrud,19:4-13.

101(7) Hayim Tadmor and Shigeo Yamada,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Tiglath-pileser III (744-727 BC),and Shalmaneser V(726-722 BC),Kings of Assyria,Winona Lake,Indiana:Eisenbrauns,2011,53:26-28.

102(8) Grant Frame,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Sargon II,King of Assyria (721-705 BC),95:5-7.

103(9) Jamie Novotny and Joshua Jeffers,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Ashurbanipal(668-631 BC),Aššur-etel-ilāni (630-627 BC),and Sîn-šarra-iškun (626-612 BC),Kings of Assyria,Part 1,Winona Lake,Indiana:Eisenbrauns,2018,i 27-i 34.

104(10) Grant Frame,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Sargon II,King of Assyria (721-705 BC),19:1-7.

105(11) Jeremy Black and Anthony Green,Gods,Demons,and Symbols of Ancient Mesopotamia,London:The British Museum Press,1992,pp.172~173;Douglas R.Frayne and Johanna H.Stuckey,A Handbook of Gods and Goddesse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Three Thousand Deities of Anatolia,Syria,Israel,Sumer,Babylonia,Assyria,and Elam,University Park,Pennsylvania:Eisenbrauns,2021,p.320.

106(1) http://oracc.org/rinap/Q003879/,2022年1月23日。

107(2) Simo Parpola,The Correspondence of Sargon II,Part I:Letters from Assyria and the West,83:6-9.

108(3) Zakkû的意思是“豁免”，“札库”士兵是一种被豁免了税赋的半职业军人，参见Tamás Dezsö,The Assyrian Army II:Recruitment and Logistics,Budapest:Eötvös University Press,2016,pp.123~124.

109(4) Giovanni B.Lanfranchi and Simo Parpola,The Correspondence of Sargon II,Part II:Letters from the Northern and Northeastern Province,199:r.1-r.7.

110(5) Andreas Fuchs and Simo Parpola,The Correspondence of Sargon II,Part III:Letters from Babylonia and the Eastern Provinces,33:15-16.

111(6) Manfried Dietrich,The Neo-Babylonian Correspondence of Sargon and Sennacherib,174:r.10-r.11.

112(7)伊图人是阿拉米人的一支，他们经常与另一支阿拉米人古如人（Gurraean）在亚述帝国充当常备军，参见Mikko Luukko,“Gurraeans and Itu’aeans in the Service of the Assyrian Empire”,in Jan Dušek and Jana Mynáǐová,eds.,Aramaean Borders:Defining Aramaean Territories in the 10th 8th Centuries B.C.E.,Leiden and Boston:Brill,2019,pp.92~124.

113(8) Simo Parpola,The Correspondence of Sargon II,Part I:Letters from Assyria and the West,176:20-33.

114(9)“苏卡鲁”是亚述帝国的朝廷重臣，通常意译为“大维齐尔”（The Grand Vizier），时常与大法官（sartinnu）审判案件，同时管理巴比伦尼亚的事务，参见Raija Mattila,The King’s Magnates:A Study of the Highest Officials of the Neo-Assyrian Empire,pp.91~106.

115(10)“国王的人”指从行省征召的半职业的义务兵，参见Támás Dezsö,The Assyrian Army I:The Structure of the Assyrian Army as Reconstructed from the Assyrian Palace Reliefs and Cuneiform Sources.1.Infantry,Budapest:Eötvös University Press,2012,pp.75~78.

116(11) Giovanni B.Lanfranchi and Simo Parpola,The Correspondence of Sargon II,Part II:Letters from the Northern and Northeastern Province,3:r.10-r.20.

117(12) Grant Frame,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Sargon II,King of Assyria (721-705 BC),109:26.

118(13) Simo Parpola,The Correspondence of Sargon II,Part I:Letters from Assyria and the West,182:7-9.

119(1) Simo Parpola,The Correspondence of Sargon II,Part I:Letters from Assyria and the West,181:11-19.

120(2) Manfried Dietrich,The Babylonian Correspondence of Sargon and Sennacherib,Helsinki:Helsinki University Press,2003,101:r.13-r.17.

121(3) A.Kirk Grayson,Assyrian Rulers of the Early First Millennium BC I(1114-859 BC),A.0.99.2:42-44.

122(4) A.Kirk Grayson,Assyrian Rulers of the Early First Millennium BC I(1114-859 BC),A.0.99.2:91-93.

123(5) A.Kirk Grayson,Assyrian Rulers of the Early First Millennium BC I(1114-859 BC),A.0.101.1:iii 31-iii 32.

124(6) A.Kirk Grayson,Assyrian Rulers of the Early First Millennium BC I(1114-859 BC),A.0.101.1:iii 81-iii 83.

125(7) A.Kirk Grayson,Assyrian Rulers of the Early First Millennium BC I(1114-859 BC),A.0.101.17:iii 136-iii 137.

126(8) A.Kirk Grayson,Assyrian Rulers of the Early First Millennium BC I(1114-859 BC),A.0.101.19:84-85.

127(9) Simo Parpola,Letters from Assyrian and Babylonian Scholars,96:5-25.

128(10)国洪更：《亚述楔形文字史料概览》，《北方论丛》2015年第1期。

129(1) Benjamin R.Foster,“A Century of Mesopotamian Agriculture”,in Horst Klengel und Johannes Renger,hrsg.,Landwirtschaft im Alten Orient,p.5.

130(2) Douglas R.Frayne,Old Babylonian Period (2003-1595BC),Toronto,Buffalo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0,E4.1.5.1:4-5,E4.1.5.2:4-5,E4.1.5.3:5-7,E4.1.5.4:4-5,E4.1.5.5:4-5,E4.1.5.6:4-5,(3) Douglas R.Frayne,Old Babylonian Period(2003-1595BC),E4.1.7.1:3-4,(4) Douglas R.Frayne,Old Babylonian Period(2003-1595BC),E4.1.10.1:4-5,E4.1.10.4:6-7,E4.1.10.5:9-10,E4.1.10.9:4-5.

131(5) Douglas R.Frayne,Old Babylonian Period(2003-1595BC),E4.1.13.1:7-8,E4.1.13.2:4-5.

132(6) Douglas R.Frayne,Old Babylonian Period(2003-1595BC),E4.1.10.1:4-5,(7) Douglas R.Frayne,Old Babylonian Period(2003-1595BC),E4.2.5.add5:12.

133(8) Douglas R.Frayne,Old Babylonian Period(2003-1595BC),E4.2.8.5:3.

134(9) Douglas R.Frayne,Old Babylonian Period(2003-1595BC),E4.2.14.13:13.

135(10) Rocio Da Riva,“Nebuchadnezzar II’s Prism (E 7834):A New Edition”,Zeitschrift für Assyriologie,Vol.103,No.2 (2013),p.218.

136(11) J.N.Postgate,Taxation and Conscription in the Assyrian Empire,Rome:Biblical Institute Press,1974,pp.129~130;国洪更：《亚述帝国赋役制度考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88页；Raija Mattila,“Tribute in the Neo-Assyrian Empire”,in Sebastian Fink and Robert Rollinger,hrsg.,Oswald Spenglers Kulturmorphologie:Eine multiperspektivische Anna herung,Wiesbaden: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2018,pp.253~258.

137(1) A.W.Schneider and S.F.Adal1,“‘No Harvest Was Reaped’:Demographic and Climatic Factors in the Decline of the Neo-Assyrian Empire”,Climatic Change,Vol.27(2014),p.441.

138(2) Peter Machinist,“Assyria and Its Image in the First Isaiah”,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103,No.4 (1983),pp.719~7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