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视角东夷文化溯源及其形成

　　摘    要：　海岱东夷文化是指史前及夏商时期黄淮下游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涵盖大汶口文化、海岱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在大汶口文化和海岱龙山文化时期，海岱东夷文化与黄河中游的华夏文化东西并存，是中国文明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考古学为视角通过多角度综合分析海岱东夷文化的起源与形成可知，海岱东夷文化起源于北辛文化，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完全形成，与传说时代两昊集团的年代基本相符。

　　关键词 :     海岱地区;东夷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海岱龙山文化;

　　探讨海岱东夷文化，首先应明确海岱地区、东夷族和东夷文化的概念。纵观前人研究成果，综合考古资料和文献史料概括，海岱地区是指现今的山东全境、豫东地区和苏皖北部；东夷是两周及之前黄淮下游的泛称；而东夷文化则是先秦时期海岱地区的东夷族创造的可供我们观察的物质体现。目前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海岱龙山文化和夏商时期的岳石文化，是中国区域文化谱系中最为完整的考古学文化之一，亦是海岱东夷文化的主体。从文化传承和发展过程来看，海岱地区史前及夏商时期的文化族属正是史载的东夷族，然而海岱东夷文化是始于北辛文化还是大汶口文化时期，学术界尚存很大争议。本文以考古学和文献史学为研究基础，结合其他学科综合考证，试图对海岱东夷文化的起源与形成过程进行一定的探讨。

　　一、海岱东夷文化的起源与形成观念

　　海岱东夷文化的文献记载多成书于两周及以后，不同时期的称谓也不尽相同，大致是以夏称九夷、商称夷或夷方、周称东夷为主。不同时期的东夷称谓虽有异同，但其具体的文化内涵实属一种，均是“宅兹中国”的中原华夏族对东方民族的统称。史前的东夷文献目前尚未发现直接的记载，仅有的也只是传说时代两昊集团(传说东夷族的先祖)的零星记载，再加上有周以来存在着“尊夏卑夷”的观念，东夷文化很长时间都未受到学界的正视。直至20世纪30年代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东夷文化才重新受到重视。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海岱地区的考古工作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先后建立了以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海岱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的东夷文化谱系，海岱东夷文化研究有了文献史料外的丰富考古资料补证。纵观已有的东夷文化来源和形成研究成果，多是结合考古学、文献史学及其他学科的综合研究。

　　20世纪30年代，王献唐运用金石学、文献史学和考古学对东夷文化进行了综合研究，他认为东夷族是炎帝后裔，炎帝被黄帝战败后其后裔沿黄河流域向四方发展，东为东夷，西为西戎，北为狄貊，南为苗蛮，均为夷，其中东夷的地域是“青、齐而海嵎，而兖、徐”。王献唐进一步认为，黄帝战败炎帝后，称霸黄河流域中部地区，称华夏族，炎帝后裔演变成四夷，先秦时期的民族战争皆是炎黄后裔之间的战争[1]27。翦伯赞认为，殷族及中国史上的东夷族均来源于渤海沿岸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原始人类[2]50。关于中国人类的发展演变过程，翦伯赞认为，中国最初人种的北京人在蒙古高原太古大内海周围开启了中国的历史帷幕，在中国蒙昧时代的历史上经历了有巢氏、燧人氏和伏羲氏三个时代。在旧石器时代末期的伏羲氏时代，中国的原始人失去了原有的生存环境，开始向四处迁移，其中一支到达辽东半岛东部的原始人群与渤海北岸的原始人群混种，可能就是中国史上东夷人的祖先[3]30-34。何光岳认为，中华民族最初的主体是东夷族团和西羌族团，其中东夷族团的始祖是太昊氏和少昊氏，西羌族团的始祖是神农氏和轩辕氏，四个氏族的共同祖先是华胥氏。东夷族团的太昊氏是由生活在甘青高原的西羌族团沿着黄河迁移，行至燕山、泰山一带时，与当地的土着人混种形成；少昊氏则起源于中国古冀州的燕山一带，进入渤海湾后南迁至曲阜登帝[4]1-4。逢振镐从岳石文化的族属正是夏代时期的东夷族人推断更早的东夷族源，他认为与岳石文化同一序列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以及海岱龙山文化的族属也是东夷族人，至于更早的旧石器山东居民，至少一部分或者主体是东夷族人的远祖[5]。海岱地区的岳石文化是夏时期的东夷文化，这一结论既有文献史料的记载，又有考古学资料的补证，已是学界的共识。以此向前追溯海岱地区更早的考古学文化时，从早至晚有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海岱龙山文化，它们之间有着紧密的继承演变关系。由此可知，海岱地区的东夷族至少在北辛文化时期已经开始。

　　从考古学的角度分析，海岱东夷文化的上限至少可追溯到北辛文化时期，故北辛文化及其来源成了海岱东夷文化起源研究必不可少的问题之一。栾丰实从早于北辛文化的黄淮下游的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和后李文化分析研究，他认为泰山南侧的北辛文化主要来源于裴李岗文化，泰山北侧的北辛文化主要来源于后李文化，北辛文化是在淮河流域的裴李岗文化和海岱本土的后李文化基础上演变成的分布于海岱地区的一支考古学文化[6]51,也即最早的东夷文化。张富祥结合古史传说，通过海岱历史文化区来分析东夷历史文化区，认为东夷族及其文化形成于海岱区域文化共同体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7]。张学海从海岱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和海岱文化区的不同概念比较分析，以距今6500年为时间坐标，之前是海岱地区的文化，之后是海岱文化区的文化，东夷族也随海岱文化区的开始在北辛文化晚期诞生[8]425-426,海岱东夷文化起始于北辛文化晚期。

　　纵观已有研究成果，海岱东夷文化起源和形成观念可归纳三个方面：一是东夷族及其文化来源于甘青高原、黄河中游、古冀州燕山一带和渤海沿岸；二是从考古学角度分析，北辛文化是最早的东夷文化，东夷族及其文化诞生于北辛文化时期，由此可知北辛文化即是东夷族的起源文化；三是以文献记载的传说时代两昊集团是最早的东夷族为线索，结合考古资料综合研究可知，东夷族及其文化开始于大汶口文化晚期，最早也不会超过大汶口文化中期。本文认为，探讨海岱东夷文化的起源与形成问题，须要确立海岱东夷文化起源与全面形成不同阶段的考古学文化，更要厘清起源到全面形成的演变过程。

　　二、考古学视角下的海岱东夷文化起源

　　海岱地区的考古遗址最早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泰沂山区、临沂地区以及胶东地区，到中石器时代主要分布在临沂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依据不同时期分布范围有所不同，后李文化主要分布在鲁北地区，北辛文化早期主要分布在鲁中南地区，中晚期仍以鲁中南为主，并扩展至鲁北、苏皖北和胶东地区，直至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才开始遍布整个海岱地区，开始与传说时代的东夷文化范围接近。徐旭生将中国传说时代的部族划分为三大集团，具体包括华夏族、东夷族和苗蛮族。华夏族位居黄河中游两岸中原地区，东夷族位处鲁皖境内及其东南沿海地区，苗蛮族位处长江中游两岸两湖和江西地区，三大集团既有各自独有的文化特征，又在相互联系的过程中不断融合，最终由多元文化向单一并具有较高发展水平的华夏文化融合[9]5。非常难得的是，徐旭生的这种独具创新的预判恰与公元前3000年的中国重要考古学文化的格局完全一致。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与传说时代的两昊集团相符，那么大汶口文化早期及更早的北辛文化与海岱东夷文化有何关联，就很有必要从考古学的视角进行分析。

　　据已有的考古资料可知，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自后李文化起，鉴于后李文化与北辛文化之间有明显的缺环，而且以陶釜为典型特征的后李文化与以陶鼎为代表器物的北辛文化的主要文化因素明显不同，本文认为海岱东夷文化起源于北辛文化显得更加合理，至于后李文化中乳足器是否与北辛文化的鼎足有明显的继承关系，还有待于学界的进一步研究。

　　海岱东夷文化主要包括大汶口文化、海岱龙山文化以及岳石文化，作为大汶口文化来源的北辛文化则与海岱东夷文化起源必然有着密切的联系。探讨北辛文化是否为海岱东夷文化的起源文化，是研究海岱东夷文化起源的关键，通过探讨北辛文化的来源，并结合海岱地区史前典型陶器的文化因素分析，可以确认北辛文化即是海岱东夷文化的远祖。

　　(一)关于北辛文化的来源

　　栾丰实是北辛文化综合研究的集大成者，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学者对北辛文化的来源有过比较系统而深入的研究。王永波曾提出北辛文化来源于本地的后李文化，但也毫不避讳地承认两种文化之间尚有很大的缺环[10]15-28。在栾丰实北辛文化研究的基础上，方拥从北辛文化的房址和陶鼎发展演变分析得出，北辛文化是裴李岗文化东侵的结果，但也不可忽视本土后李文化的重要影响[11]。王守功则基于代表后李文化晚期的月庄遗址和代表北辛文化早期的张官遗址的比较研究，认为两种文化既有一些传承因素，但也有明显的差异，如北辛文化陶器中的陶釜承继了后李文化的某些特征，但北辛文化最具代表特征的三足器未在后李文化中找到来源，由此可知北辛文化是受别的文化冲击而形成的一种新文化[12]72-73。王守功还进一步提出，鲁北、苏北及皖北地区的北辛文化均应缘于一种与后李文化相似的原始文化[12]110。韩建业进一步研究认为，北辛文化是皖中北部、豫东地区的双墩文化北上和后李文化融合形成的[13]。然而综合考证双墩文化的来源，主要是继承淮河中游的小山口文化，在淮河上游贾湖文化和鲁北后李文化共同影响下综合形成的[14]470-472。鲁中南地区的北辛文化作为当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其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毋庸置疑。鲁北地区的北辛文化虽与本地后李文化有一定的传承性，但在陶器器物和风格上又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差异性。

　　(二)北辛文化典型陶器的文化因素分析——以陶鼎为例

　　陶鼎作为炊煮器，是北辛文化最为典型的器物，这一最具特征的文化因素贯穿整个海岱东夷文化。因此，北辛文化又称之为陶鼎文化，它明显与以陶釜为典型器物的后李文化不同。在后李文化代表遗址中，后李遗址陶釜占整个陶器的80%[15],西河遗址陶釜占整个陶器的70%[16],小荆山遗址也是以陶釜为主要生活陶器的[17],这些后李文化的典型遗址中均未见陶鼎的出土。追溯北辛文化陶鼎的前身，有着大量罐形鼎、釜形鼎、盆形鼎等的裴李岗文化是最佳选项，而且也是裴李岗文化晚期衰败时东迁的考古实证[18]。因此，对北辛文化典型陶器陶鼎的文化因素分析，是探讨海岱东夷文化起源的关键内容。

　　北辛文化陶鼎起始于北辛文化中期，到北辛文化晚期成为最为重要的生活陶器。北辛文化陶鼎陶质有夹砂和夹蚌之分，以夹砂为主；陶色以红色和褐色为主，也有少量灰色。结合北辛文化陶鼎出土的地层、陶鼎的形制等并结合北辛文化的分期综合分析，北辛文化陶鼎可分为早晚两期。

　　北辛文化早期陶鼎按器形划分为钵形和罐形，其中以钵形鼎为主；晚期陶鼎有釜形、盆形、罐形及盂形，而钵形鼎却消失不见。北辛文化早期钵形鼎主要分布于鲁南的滕州和鲁北的邹平地区。鲁南以薛河流域的北辛遗址和西康留遗址为代表，北辛遗址北辛文化时期出土的钵形鼎约占同期总数的60%,而且年代最早，显然是海岱地区陶鼎的鼻祖。而距离北辛遗址较近的西康留遗址北辛文化时期陶器组合中，陶鼎是次于陶釜的较多器物，也以钵形鼎居多[19]126,其文化因素与北辛遗址十分相近，显然是同一时期同一类型文化遗存。鲁北邹平苑城北辛文化陶鼎中也以钵形鼎居多，敛口、圜底、圆锥形足、乳钉纹等特征与鲁南的北辛陶鼎相近[20]。北辛文化早期陶鼎以钵形鼎为主，同时在北辛文化遗址中还发现有罐形鼎，为海岱地区罐形鼎的祖型。

　　在北辛文化晚期，陶鼎文化已扩散至大半个海岱地区，具体包括鲁中南地区、鲁北地区和苏皖北地区，甚至在胶东地区也有发现。北辛文化晚期陶鼎按器形划分，鲁中南地区以釜形鼎居多，盆形、罐形、盂形次之，盘形鼎也有发现；鲁北地区也以釜形居多；苏皖北和胶东地区以盘形鼎居多。鲁中南地区以汶泗流域的大汶口遗址、王因遗址最具代表，大汶口北辛文化时期出土的陶鼎最为丰富，器形以釜形、罐形和盆形居多；王因北辛文化时期出土的陶鼎以釜形比重最大。鲁中南釜形鼎最突出特征是釜夹角由早到晚呈变小的趋势，早晚段罐形鼎、盆形鼎主体变化是腹部最大径呈下移趋势，鲁北地区的釜形鼎以折腹为主要特征，以后李遗址二期为代表。苏皖北地区以盆形鼎为主，其形制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圜底的演变上，早期的圜底为稍尖，晚期则向圜底近平的方向发展。胶东地区早期陶鼎以钵形为主，晚期以盆形、釜形为主，在器形上与鲁中南更为相似，陶质上多为夹云母红褐陶[21]37-59,不同于其他区域的夹砂陶。

　　早期的北辛文化主要分布在鲁中南和鲁北地区，其中鲁中南地区的北辛文化受裴李岗文化影响较为深远，鲁北地区的北辛文化受当地的后李文化影响较为深远，然而无论是鲁中南的北辛文化还是鲁北的北辛文化，即便是受到外来或本土文化的深远影响，但其文化属性是海岱地区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毋庸置疑，而且还是以大汶口文化、海岱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为主体的海岱东夷文化祖型文化。同时陶鼎作为海岱东夷文化的主要器类，始终发挥着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炊煮器作用，也因海岱东夷文化陶鼎起始于北辛文化中期，兴盛于大汶口文化和海岱龙山文化时期，因此，从陶鼎的文化因素角度也进一步补证了海岱东夷文化起源于北辛文化。

　　三、考古学视角下的海岱东夷文化形成

　　20世纪80年代，在海岱地区主要考古学文化序列基本确立之时，高广仁、邵望平提出了海岱历史文化区(又称海岱文化区)的概念，很快得到学术界的认可[22]。海岱文化区以泰沂山脉为中心，包括山东全省、苏北以及鲁豫皖交界的豫东地区。海岱东夷文化的文化谱系包括史前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海岱龙山文化以及夏商时期的岳石文化。自大汶口文化中期，海岱地区的文化面貌已趋于一致，形成共同的生活方式，到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时期，海岱地区的社会经济突飞猛进，跃居史前各文化区的最前列。在公元前3000年的大汶口文化时期，随着私有制、父权制的相继产生、确立，社会阶级开始出现，具有文明要素的原始文字、青铜器以及城址开始出现，海岱东夷文化显然已步入中华文明化进程的步伐，成为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海岱东夷文化分布范围、文化因素以及社会组织演变综合分析，海岱东夷文化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完全形成。

　　(一)海岱东夷文化分布范围的演变

　　北辛文化是海岱文化区萌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则是完全形成的考古学文化。北辛文化主要分布在鲁中南和鲁北地区，苏皖北部和胶东地区也有零星发现，其中苏皖北部的北辛文化相当于山东地区的中晚期，胶东地区的白石村二期文化早段可视为北辛文化晚期的一个地方类型[23]124-125。依此分析，环泰沂山周邻的北辛文化可能是山东境内的北辛文化向南和向东扩张的结果，同时北辛文化晚期分布范围已接近海岱文化区。关于大汶口文化的来源，结合大汶口、王因等遗址的考古发掘资料，从层位叠压、陶器组合以及习俗方面综合分析，大汶口文化继承北辛文化无疑。大汶口文化早、中、晚三个阶段的分布范围有所不同，其中早期阶段以汶泗流域为主，苏北次之，胶东半岛较少，鲁西北和潍河流域最少；中期阶段仍以汶泗流域和苏北为主，同时向西南鲁豫皖交界的豫东地区扩展；晚期阶段则遍布整个海岱地区[6]102-107。从不同时期海岱东夷文化分布范围的发展演变来看，海岱东夷文化起源于北辛文化时期，在大汶口文化晚期时完全形成。

　　(二)海岱东夷文化典型陶器文化因素的形成——以陶鼎为例

　　陶鼎是北辛文化最具代表的器物，同样也是大汶口文化、海岱龙山文化及岳石文化的代表器物，大汶口文化的陶鼎按照器形划分为釜形、罐形、钵形等，其中釜形鼎主要见于大汶口文化的早、中期，罐形鼎源于北辛文化并在大汶口文化早中晚期呈现递增趋势；海岱龙山文化的陶鼎按器形划分有罐形鼎、盆形鼎、盘形鼎、釜形鼎及特征鲜明的单耳鼎，其中罐形鼎最为普遍，陶鼎的数量在早期达到顶峰，中晚期伴随着甗的兴盛呈递减趋势；岳石文化时期鼎的数量进一步减少，陶甗成为当时人们的主要炊煮器，即便如此，陶鼎仍然不失为岳石文化时期的一种主要器类，以夹砂鼎、泥质小鼎为主，器形以罐形状最为普遍。因此，在陶甗兴起之前，陶鼎主要器形的形成是海岱东夷文化形成的重要依据。

　　海岱地区史前陶鼎起始于北辛文化中期，主导器形发展演变规律是：钵形鼎(北辛文化中期)→釜形鼎(北辛文化晚期)→釜形鼎(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釜形鼎(大汶口文化中期阶段)→罐形鼎(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罐形鼎(海岱龙山文化早期阶段)→罐形鼎(海岱龙山文化中期阶段)→罐形鼎(海岱龙山文化晚期阶段)。因此，海岱地区史前陶鼎主导器形历经钵形、釜形到罐形的演变。罐形鼎源于北辛文化中期，发展于大汶口文化早中期，兴盛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和海岱龙山文化整个时期，这也证实了海岱东夷文化完全形成于大汶口文化晚期。

　　(三)海岱东夷文化社会发展进程研究

　　北辛文化早期至大汶口文化中期是氏族向部落联盟的整合时期，大汶口文化晚期进入了史前的古国时代。人是一切文化的创造者，而以人之间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事物称之为社会，古代社会组织的初始单元是氏族。以氏族为基础，史前人类历经胞族、部落以及部落联盟的整合，最终形成了民族[24]7。从人类学角度分析东夷族及其文化的形成过程，是对东夷文化形成探讨的新思路。在氏族发展的演变过程中，墓葬是反映古代社会组织的最直接体现。后李文化的小荆山遗址发现有21座墓葬，东西方向列为三排，十分整齐[6]4。结合后李文化出土的墓葬情况分析，后李文化的墓葬明显具有氏族墓葬的特征，就墓葬的集中范围而言，后李文化至少存在两个及以上的氏族。北辛文化时期的氏族墓地主要集中在鲁中南地区，其中大汶口遗址出土北辛文化墓葬10座[25]31,东贾柏村遗址出土北辛文化墓葬23座[26],王因遗址发现比较集中的四块氏族公共墓地，分早、中、晚三期，其中早期墓具有北辛文化墓葬的主要特征[27]。较后李文化时期的氏族墓地分布情况而言，鲁中南地区的北辛文化较鲁北地区发展更快，社会组织的整合进程也尤为明显，再结合苏北的灌云大伊山、连云港二涧沟遗址的北辛文化墓葬，北辛文化时期至少存在五个及以上的氏族，其中鲁中南地区的氏族因临近并具有更大的关联性，有可能已形成胞族。北辛文化晚期至大汶口文化中期的王因墓地呈现了东夷社会组织转变的有力证明，王芬就认为王因墓地的性质属于由多个势力不一的氏族组合而成的胞族[28]。大汶口文化早期可能已出现了部落，大汶口文化中期至少在鲁中南和苏北地区已出现部落并有可能出现部落联盟；公元前3000年，大汶口文化遍布整个海岱地区，海岱地区的部落联盟和东夷族已完全形成。然而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墓群也映射出了原始共产经济基础的氏族社会开始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剥削阶级和被剥削的阶级社会。也有学者从大汶口文化晚期形成的大、中、小三级聚落分层结构分析，说明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了阶级分化，在聚落内部及聚落之间已形成了大宗和小宗的统属关系，进一步证明了大汶口文化时期已进入到国家的早期阶段，即迈向了文明社会[29]。同时不同时期海岱东夷文化埋葬制度的演变也是海岱东夷文化起源与形成的又一力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墓葬已出现大、中、小三个等级分化，在葬具和葬器上又有着明显的等级划分，甚至有可能开始出现了人殉现象。

　　从海岱地区社会组织的演变发展情况来看，北辛文化至大汶口文化晚期的早段完成了氏族向部落联盟的整合过程，后随着大汶口文化晚期氏族社会的解体，开始转向国家早期阶段的古国时代。也正是基于海岱地区社会组织的演变发展，海岱东夷文化起源于北辛文化时期，在大汶口文化的中期开始形成，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大汶口文化晚期完全形成。

　　四、结语

　　本文从文献史料、考古学资料以及人类学理论多个角度分析了海岱东夷文化的起源与形成，认为海岱东夷文化起源于北辛文化时期，在公元前3000年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完全形成。以公元前3000年为界，之前是海岱东夷文化的起源与形成过程，之后则是东夷文化在海岱地区乃至整个中华大地的文明化进程阶段。公元前3000年前后，随着仰韶文化的衰落，海岱地区的东夷文化迅速崛起，成为同时期考古文化的佼佼者，开始向中原地区及其他周边地区进行文化传播和交流，海岱龙山文化时期传播和交流的影响范围更加深远，向南几乎辐射整个环太湖和江淮地区。岳石文化时期伴随着华夏文明重心的转移，尤其到二里头文化时期，岳石文化被中原的华夏文化超越并融合，中华大地也由“多元化”的邦国时代进入到“一体化”的王国时代，中华文明进入早期的王朝阶段。岳石文化作为与二里头文化并行的一支考古学文化，一方面有效地促进了夷夏文化的交融，另一面在商族起源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随着商文化的东渐，海岱东夷文化逐渐走向衰落。即便如此，东夷族始终是中原王朝最具抗衡力的对手。从出土的甲骨卜辞中可知，商王朝多次征讨夷方，到帝辛时十祀伐夷方取得胜利。换言之，在整个商王朝时期，海岱东夷文化始终是商文化最有力的竞争者。也正是如此，海岱东夷文化与中原华夏文化之间在碰撞与交融中有效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是中国古代文明多元一体形成格局中的重要考古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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