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北方边境兵变的类型、特征及应对
发布时间：2021-09-24 09:07:52
摘 要： 明代北部边疆地理位置重要，明朝在此布下重兵。这些驻兵在守护帝国北境的同时，也会发生兵变，加剧边境危机。北部边疆兵变的发生是明初以来政治、军事、经济发展过程中层累矛盾的极端反映。从宏观角度看，明代北部边疆兵变在时间分布上呈现初期后期多、中期少的“V”字型特征，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先从西到中、再东西并发的发展态势。明廷对北部边疆兵变的处理经历了从抚剿不定到以抚为主的转变，表明明廷应对兵变的方式更加务实、理性。明廷对叛兵首恶和当事官员的追责日益加重，与叛兵素质、叛乱程度、吏治革新息息相关。从明初到明末，北部边疆的兵变越来越难处理，影响越来越大，最终加速了明朝的衰亡。
关键词 : 明代,北部边疆:九边; 兵变
引言
兵变是中国古代常见现象，着名的如汉代七国之乱、唐代玄武门兵变、宋代陈桥兵变、清代三藩之乱，这些兵变往往直接改变王朝历史进程。有明一代兵变频发，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兵变主要有建文年间燕王朱棣发动的靖难之役、正德年间的宁王朱宸濠之乱、万历年间的哱拜之乱、崇祯年间的吴桥兵变，这些兵变对明代的政治、经济、军事乃至国运盛衰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国古代的边疆是动态的，它随着国力盛衰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而改变1。洪武、永乐时期，长城一线只是北部边疆的“内边疆”军事体系，和边界没有关系。仁、宣以后，长城慢慢成为明、蒙之间的政权边界，长城一线则成了北部边疆2。北部边疆地理位置险要，明朝在此布下重兵3，这种军事部署沿续成习，发展到后来的九边军镇走向了成熟。历史上北部边疆的地理范围也就是九边4，在此驻守重兵的目的乃在于守护帝国北境，但也会经常发生兵变加剧边疆危机。因此，通过九边的地域范围考察明代北部边疆兵变，不仅可以管窥明初以来政治、军事、经济发展中的积弊，有助于考察明代兵变、治军与国运兴衰的关系，也为探讨明亡原因时，在党争、农民起义、清军实力等传统视角之外提供了新的视角。
学界对明代兵变的研究，主要都是针对着具体个案展开，聚焦在兵变的起因、过程、结果、影响等方面5。从整体上对明代兵变进行宏观考察的研究仍显欠缺，在明廷对兵变处理的分析上也还有待深化。本文尝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对明代北部边疆兵变的时空分布、明廷对兵变的应对和事后追责进行探讨，希冀可以推进相关研究。
一、明代北部边疆兵变的类型
“兵变”在古代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战乱，宋人张守《毗陵集》云“国家自遭兵变，二圣播迁”6，这里的兵变指的是金朝灭亡北宋的靖康之变，主要是战乱的意思。二是指军队发生叛乱，宋人陈瓘《边机门第五》载:“淤田保甲与庆州兵变自不相关。”7庆州兵变是熙宁四年(1071)庆州军人发生的叛乱。在明代，兵变主要是指军队发生叛乱，明人唐顺之云:“近者吴淞、定海之间，水卒呼粮，挟官缚吏，则兵变之渐矣。”8万历时人徐学聚《国朝典汇》记载了从洪武到隆庆时期的兵变，既有正规军兵变，也有归附军、土司兵、民兵兵变。既有烧杀掳掠、伤害官员百姓情节严重的兵变，也有鼓噪、喧哗等情节轻微的兵变。循此思路，笔者采纳明人对兵变的认识，宗王、归附军、民兵、被收编的强盗、农民起义军的叛变都视为兵变。同样的，军队不管是喧哗、鼓噪，还是有伤害、掳掠的行为也视为兵变。据此查考明代北部边疆兵变，按照参与对象，主要可以分为三种:
(一)宗王兵变
明代的宗王兵变主要发生在正德以前(包括正德)，正德以后基本绝迹。明代宗王在北部边疆发动兵变的有燕王朱棣、安化王朱寘鐇、安定王朱尚炌，其中只有朱棣、朱寘鐇成功发动兵变。
建文元年(1399)，朱棣在北平发动靖难之役。北平是北平布政使司的治所，北平布政使司在明代的管辖范围最北可至内蒙古的宁城县9。从广义上来讲，北平亦可以算作是明代的边疆地区。因此，靖难之役可以算是明代北部边疆第一次兵变。靖难之役是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动:“祖训云:‘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必训兵讨之，以清君侧之恶。’……义与奸邪不共戴天，必奉行天讨，以安社稷。”10此后，这种假借清除奸臣名义来发动兵变的做法为其他宗王所惯用。正德五年(1510)，安化王朱寘鐇在宁夏发动了北部边疆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宗王兵变。这次兵变同样是以清除奸臣的名义发动:“近年以来，主幼国危，奸宦用事，舞弄国法，残害忠良，蔽塞言路，无复忌惮，致丧天下之心，几亡神器之重。”11靖难之役和安化王朱寘鐇兵变的不同在于，朱棣在发动兵变前已经掌握了大量军队，而朱寘鐇在兵变前王府护卫早已被撤去，他是凭借与都指挥何锦、周昂等人的私人关系成功发起兵变。
(二)正规军兵变
明代北部边疆兵变占明代兵变的比重很大。林延清曾指出，统治阶级对士兵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是明代兵变的基本原因12，这是从士兵的角度而言。如果将兵变主导力量军官也纳入考察，兵变原因也相应会更加复杂。笔者认为大致有以下五种:(1)粮饷缺乏。明代早期军屯得到很好的发展，军队的粮饷充足。从嘉靖开始，明朝对九边的粮饷供应已经出现缺乏的情况13，到万历、崇祯，缺饷的现象更为严重，长期缺饷导致兵变频繁发生。万历十六年(1588)五月，延绥巡抚梅友松奏神木、孤山两地三月内营军“以月粮久虚，相继鼓噪”14。崇祯四年(1631)四月，陕西榆林定边营降丁大噪，“盖阙饷五旬”15。(2)整顿军政。明代中期开始，军屯、军户、牧马田等军政弊端重重，官员们对此进行了清革，这些措施因为触及军队的利益，引发兵变。正德初年，鉴于大量军屯被势豪侵占16，刘瑾下令对此进行清查，但由于下属周东“督责严急，率以五十亩为一顷，又亩敛银为赂瑾资”17，不满的军队被安化王朱寘鐇利用发动兵变。嘉靖十四年(1535)，辽东巡抚吕经认为辽东地区三个余丁供养一个军户以及每匹马享有国家提供的五十亩牧马田不合理，下令“每军给余丁一，余悉编入徭册征银解广宁库，追牧马田还官，召佃纳租”18，结果酿成兵变。(3)怨役畏战。嘉靖初年，张文锦试图在大同北面兴建五堡，构建新的防御网。但士卒“皆不乐往”，“文锦严令趣之，参将贾鉴望风杖其队长，督之行。诸卒郭鉴、柳忠等遂倡乱，杀鉴，裂其尸”19。嘉靖十二年，大同总兵李瑾决定在天城、左孤店等处修建壕沟防御蒙古骑兵，“克日计工，督并严急，瑾驭众苛刻，素不得士心，役兴，众益怨”20，遂酿为兵变。大同作为明蒙冲突的最前线，经常直面蒙古的冲击。万历末年，努尔哈赤起兵反明，在萨尔浒之役大败明军。万历四十七年四月，宣府总兵刘孔胤率领的援辽兵畏惧清兵，“逗遛不赴，军乘机遂哗”21。(4)官员内讧。官员之间因为工作关系，很容易会产生矛盾，特别是作为监察者的御史和被监察者的军官。正德十三年，“陕西、甘州等五卫军大乱，杀巡抚都御史许铭，焚其尸”22。这次兵变后来被查实为甘州总兵官李隆阴嗾乱兵杀巡抚许铭。(5)武装割据。明代后期，国力下降，地方势力觊觎之心萌生。万历二十年，宁夏副总兵哱拜发动兵变。起初，哱拜“至金城，见诸镇兵皆出其下，贼平驰还，取径塞外，戎骑辟易不敢逼，遂有轻中外心，恣睢骄横”23。后在党馨的激变下，哱拜唆使部下叛乱，试图割据宁夏独霸一方。
(三)归附军和降民兵变
归附军和降民主要指的是被明军收编的蒙古降军和农民起义军，是明代兵变的一个特殊类型。明初，明朝和蒙古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俘虏或招降了多达七八十万的蒙古军人24。相当一部分归附军被编入卫所成为明军25，并安置在北边26，当明蒙双方在北边激战互有胜负时，蒙古归附军往往会伺机叛变。洪武二十一年(1388)八月，“鞑军安置陕西者皆叛”27。崇祯年间，出现了大量的农民起义军复叛的例子，如崇祯四年九月，“神一魁复叛”28。伪降是古代农民起义中的常见现象，明末的农民起义军实力不如明军，“在不利的形势下，为了麻痹敌人，摆脱困境，也曾多次采用这种手段”29。
总体而言，明代北部边疆兵变参与对象复杂，兵变原因多样。各个时期、各个地区因为面临的政治、经济、军事背景不同，兵变参与对象、发生原因存在较大差异。大致来看，明代前期立国未稳，政治局势复杂，由归附军、宗王发动的具有政治目的的兵变较多。明代中后期，特别是正德以后，宗王争夺皇位的兵变基本绝迹，由政治腐败、经济压迫、军事高压诱发的兵变增多。
二、明代北部边疆兵变的时空分布特征
明代在北部边疆沿着长城一线设置了诸多军镇，后来被统称为九边，从东到西依次是: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山西镇、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明廷在这一地带驻兵众多，占明军总数比例最高达到78%30，这一地带发生的兵变非常多，几乎与王朝相始终。它最早始于洪武二年，“张良臣复据庆阳叛”31。最晚的是崇祯十七年，“昌平兵哗，焚杀官民”32。选取九边兵变作为研究对象，对我们了解整个明代北部边疆兵变具有窥斑见豹的作用(具体情况详见表1)。
(表1)明代北部边疆兵变大略表(以“九边”为考察范围)
说明:1．明代九边军事部署代表帝国北部边疆的军事部署，笔者此处对北部边疆的兵变情况的统计即取九边的地域范围。2．同一时期不同地方发生的兵变视作两次。3．京师不属于九边的范围，所以此地兵变如靖难之役不列入统计。同样的，吴桥兵变虽然发生在北部边疆，但其不属于九边，亦不予统计。4．明代崇祯以前的兵变在各朝实录中基本上都有记载，数据比较全面。崇祯朝无实录，崇祯朝兵变通过谈迁、吴伟业、冯梦龙等时人的着作进行统计。资料来源:《明实录》、《国朝典汇》卷163《兵部二十七·兵变》、《国榷》、《绥寇纪略》、《怀陵流寇始终录》卷6、《甲申纪事》卷3等。
根据表1可知，九边为代表的明代北部边疆在明代16朝中至少有12朝都曾发生过兵变，可见，明代北部边疆兵变之繁。从时间分布上来看，兵变呈“V”字型分布特征。从洪武以后到弘治，兵变渐趋减少;从正德到隆庆，兵变逐渐增多;从万历到崇祯，兵变呈高发态势。总体而言，兵变数量呈现增加趋势，兵变频率越来越高。从洪武到弘治共发生兵变22次，每年约0.2次。从正德到隆庆共发生兵变19次，每年约0.28次。从万历到崇祯共发生兵变49次，每年约0.68次。各朝兵变频率(次/年)从高到低依次是:崇祯1.4、泰昌1、天启0.57、万历0.42、洪武0.41、嘉靖0.31、正德0.25、永乐0.18、隆庆0.17、成化0.08、正统0.07、弘治0.05。大体上看，明代后期各朝兵变要比前期明显严重。结合历史传统，我们可以将甘肃镇、固原镇、宁夏镇、延绥镇视为九边西部，大同镇、山西镇、宣府镇视为九边中部，蓟州镇、辽东镇视为九边东部。从空间分布上来看，兵变高发区域呈现从西到中、东西并发的发展趋势。从洪武到弘治，九边西部发生兵变14次，中部5次，东部3次，西部是兵变的重灾区。从正德到隆庆，九边西部发生兵变4次，中部9次，东部6次，兵变高发区域从西部转移到中部。从万历到崇祯，九边西部发生兵变23次，中部2次，东部24次，中部不再是兵变高发区域，西部和东部都成为兵变重灾区。根据兵变的时空分布特征，我们将明代以九边为代表的北部边疆兵变的发展分三个时期论述如下:
(一)从洪武到弘治
这段时期的兵变主要是归附军兵变，高达17次。其次是明军兵变，有4次。最少的是宗王兵变，只有1次。总体而言，兵变数量呈现下降趋势，兵变发生范围逐渐缩小。兵变高发区域在九边西部，主要是因为西部的蒙古归附军叛变较多。
归附军兵变主要与明蒙战争有关。洪武年间，明蒙在长城一线展开激战，归附军兵变较多。永乐年间，朱棣继续打击蒙古，对蒙古采取扶弱抑强，分而御之的政策33，蒙古无力对明军构成威胁，归附军的兵变渐趋减少。洪熙、宣德年间，明朝对蒙古更加注意安抚，双方关系进一步缓和，和平成为主流34。正统年间瓦剌壮大，和明朝再次爆发军事冲突，归附军兵变有所抬头，但数量并不多。正统之后，蒙古部落实力更加强盛，归降的蒙古人少，由他们主导的兵变因此也就不再发生了35。
正规军的兵变并不多，而且很多兵变的发生具有偶然性，尚未出现因军官压迫、粮饷缺乏或是士卒骄横引发的兵变，这与这段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发展状况有关。洪武年间，朱元璋重典治国，“明前期之严肃冷酷，较之雍乾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36。朱元璋的重典治国尽管严酷，但也意味着军人较少受到官员剥削、压榨。而且朱元璋大力发展和完善军屯和盐商开中则例，保障了军饷供给。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也非常重视军政建设，优待士兵，军队纪律严明、战斗力强。此后洪熙、宣德两朝继承和保持了洪武、永乐的政策。这段时期内政清明，明军战斗力强，外部军事压力小，兵变相应也少。正统、景泰、天顺时期，明代政治进一步发展。英宗时期，虽然太监王振多为人诟病，但实际上他是推动正统政治发展的重要人物37。景泰时期，明景帝朱祁钰重用于谦等人，击退瓦剌的入侵，并对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整顿和改革，使当时明朝社会由乱而治渐开中兴。天顺时期，英宗复辟后，重用李贤主持内阁，韩雍、白圭等人主持军政，政治清明，军队纪律严明，战斗力强，边疆得以安宁。成化、弘治时期，政治总体上较为清明。成化时期，明宪宗“笃于任人，谨于天戒，蠲赋省刑”38，内政较为清明39。弘治时期，明孝宗朱佑樘裁抑宦官及佞幸之臣，重用李东阳、谢迁等贤臣，重视军政，爱护军人40。从外部环境来看，九边西部的吐鲁番、中部的蒙古、东部的女真等部族虽然屡屡和明朝发生冲突，但吐鲁番、女真实力非常有限，蒙古部落则在土木堡之变后四分五裂，所以这段时期明朝的外部军事压力并不大。总的来讲，成、弘二朝虽然稍逊仁、宣，但仍然属于政治较清明、军事压力较小的时代。
宗王兵变只有1次。永乐十六年(1418)，“西安中护卫百户张诚、小旗孙成告安定王尚炌反谋”41。安定王朱尚炌的兵变未发动就被镇压。建文年间，建文帝削藩引发朱棣的靖难，朱棣在称帝之后继续对藩王保持高压态势。他一方面剥夺宗王的王府护卫，代王朱桂、周王朱橚、岷王朱楩、辽王朱植等王的王府护卫被撤;一方面鼓励告发宗王罪行，永乐三年齐王朱榑、永乐十四年谷王朱橞被告发将谋反。宗王们被裁掉护卫、和兵变扯上关系，这些情况表明明初政治并不稳定。
(二)从正德到隆庆
这段时期的兵变主要是正规军兵变，相对前一个时期而言，兵变数量逐渐增加，兵变发生范围逐渐扩大。兵变的高发区域主要在中部，这与内部政治腐败和外部军事压力有关。正德时期，明武宗荒嬉，明朝政治开始恶化。王其榘认为从正统到正德“无论从政治上和财政经济方面来说，都是在走下坡路，弘治时，只稍稍有过短暂的停留，到正德年间，又加速了往下滑行的速度”42。政治腐败可以从农民起义次数反映出来，正德16年间全国就发生了30多次大规模的流民起义。同样的，正德时期九边兵变4次，相当于正统、成化、弘治的总和，也可以证明正德时期政治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在军事上，蒙古部族侵扰较少，明朝因外部军事压力引发的兵变并不多。嘉靖时期，世宗委政于严嵩，贪腐之风盛行，军政遭到严重破坏:“文武将吏率由贿进。其始不核名实，但通关节，即与除授。其后不论功次，但勤问遗，即被超迁。托名修边建堡，复军者得荫子，滥杀者得转官。公肆诋欺，交相贩鬻。而祖宗二百年防边之计尽废坏矣。户部岁发边饷，本以赡军。自嵩辅政，朝出度支之门，暮入奸臣之府。输边者四，馈嵩者六。”43在经济上，明朝对九边的粮饷供应巨幅增加，但开始出现拖欠问题44，因粮饷缺乏导致的兵变越来越多。在军事上，明朝开始承认吐鲁番的地位，不再闭关绝贡，西北危机解除45，西部兵变也随之减少。中部由于不断遭到蒙古部落的侵扰，军事压力非常大。根据刘景纯的统计，从嘉靖五年到嘉靖四十四年，蒙古犯边高达136次46。“景泰、天顺而后，云中、应、朔之区时时备虏，至嘉靖则无岁不蹂践为战场矣”47，大同、宣府成为他们首选的侵扰区域，两地兵变也逐渐增多。东部的兵变主要发生在辽东，多与政治腐败有关。虽然从嘉靖中期开始，建州女真和明朝关系紧张。但明朝仍然占据绝对优势，这段时期辽东军事压力并不大48。隆庆元年(1567)，明穆宗宣布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明朝出现一个比较全面的开放局面。对北部的边防，明穆宗大力整顿军政，先后调任谭纶、戚继光、王崇古等名臣驻守九边，并大举修筑边墙和墩台，九边军事实力明显增强49。隆庆五年，明廷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开放通贡互市，九边面临的军事压力减小，这段时期九边兵变骤减，仅大同一地发生过兵变。
(三)从万历到崇祯
这段时期的兵变主要是正规军兵变和降民兵变，与内部政治腐败和外部军事压力有关。相对前一个时期而言，兵变数量急剧增加，兵变的高发区域从中部转移到西部和东部。
万历初期，明神宗以幼龄继位，朝政委于首辅张居正。张居正在十年中主导政治、经济、军事改革，效果显着50。内部政治较为清明，外部军事压力小，九边在万历十年前仅仅发生2次兵变，平均每年0.2次。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去世，万历帝主导了对张居正的清算。在政治上，考成法被废除，对官员的监察制约失效，官场贪腐之风盛行，党争也日益激烈。在经济上，九边军事开支不断增加51，而国家财政不足以支撑。特别是万历三大征后，国家财政状况更差。在军事上，西北的蒙古持续南下，辽东的努尔哈赤在万历四十六年反明，九边西部和东部军事压力非常大。张居正去世后，九边发生兵变19次，平均每年0.5次。泰昌、天启两朝，政治、军事的形势进一步恶化。明光宗朱常洛对万历朝的许多政策进行了修正，也关心边兵生活，两次发银100万两犒劳辽东等处边防将士。但他在位仅一个月，施行的措施实效如何未可知。天启时期，明熹宗重用的大太监魏忠贤“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52，和东林党党争激烈，朝政大坏。这段时期，努尔哈赤攻陷了沈阳、辽阳等重地，明军在辽东前线屡战屡败，外部军事压力很大。崇祯时期，明思宗朱由检严厉打击阉党，东林党重新得势，党争之激烈甚至超过万历、天启时期53。而崇祯刚愎自用，喜怒无常，生性猜疑，最终和文官集团合作破裂，政局大坏。在经济上，天灾人祸不断，国家财政崩溃。在军事上，九边西部农民起义不断，明军节节败退，东部的清军屡屡南下掳掠内地。这段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各个领域全部崩溃，也使得兵变剧增。从万历到崇祯，九边的西部和东部都是兵变高发地。西部的兵变主要发生在甘肃、延绥二镇。自从俺答封贡后，蒙古部族经常从甘肃镇进入青海，甘肃镇名存实亡:“松套宾兔等屡越甘肃侵扰河、湟诸番。……他部往来者，率取道甘肃，甘肃镇臣以通款弗禁也。”54北部大量蒙古部族不断向青海地区的迁移，“使西北边疆与东北边疆皆成为明朝最为严重的‘边患’地区”55。延绥镇的兵变则主要与农民起义军有关。崇祯年间明军怨役畏战、粮饷缺乏或投降明军的农民起义军复叛，使陕西成为农民起义的重灾区。东部蓟州镇、辽东镇的兵变则主要与朝鲜、辽东以及镇压农民军的战事有关。从万历中期开始，明朝从全国各地调集大量军队入朝抗倭、入辽抗清、入京勤王，有很多兵变与官员贪酷、畏战、粮饷不足有关。
三、以抚为主:明廷对兵变的应对
虽然明代兵变很多，但有些兵变规模不大，性质较轻，很快就被地方官员平定，明廷直接介入处理的兵变实际上并不多。从武宗朝开始，明廷介入解决的兵变相对增多，如正德五年安化王朱寘鐇之变、正德十六年朱宸濠之变、嘉靖三年和十二年大同兵变、嘉靖十四年辽东兵变、万历二十年哱拜之乱、崇祯四年吴桥兵变。明廷在收到兵变奏报后，都给出了处理意见并采取了果断措施。但由于京师距离兵变发生地较远，有的兵变在明廷还未介入之前就已经被当地官员平定，可见在嘉靖以前明廷处理兵变的实际经验并不多。明廷在处理兵变时往往不知所措，乃至频繁改变处理方式，显得极其被动。
嘉靖三年八月，大同发生兵变，明世宗认为兵变是因为“文锦抚驭失宜，贾鉴督工严刻”，命兵部左侍郎李昆前往大同“赦之”56。尽管兵变暂时平息，但同年十一月蒙古入侵甘肃，明廷调兵防御引起大同士卒误会，再度据城叛乱。大臣对此的看法是，“往时事起仓卒，不暇分首从，概为宽宥，致令反侧生疑，乞今未定。窃谓不诛元恶无以息后患”57，决定以剿为主。嘉靖十二年，大同再乱，明世宗主张对叛兵予以痛剿:“逆军蔑视国法屡肆叛乱，势难遥度，其令源清等随宜处置，务使国法大伸，恶逆殄灭，毋得更事姑息，贻地方后患。”58此后，明廷对兵变的处理方式发生新的变化。嘉靖十四年，辽东兵变，明廷非常谨慎，“以事未经查勘难以遽议，宜令巡按御史会同总兵官从实查勘”59，并没有派遣军队前往弹压。万历年间哱拜初乱时，总督魏学曾当即“以羽檄征副总戎李昫，因使使者张云晓譬恩等，趋归降”60。崇祯年间吴桥兵变61发生后，“时剿抚之议纷云不一，当事主先入言力持抚议，以为必可就绪。于是遣兵部主事张国臣来讲抚”62。
可以发现明廷对兵变的处理从主张以剿为主转向了以抚为主，考其缘由，大致如下:
其一，兵变大多与政府失职和官员渎职有关，如官员行事苛刻、贪污腐败、政府不能及时发放粮饷等等。嘉靖三十四年，“大同总兵官韩承庆贪纵失士卒心。有徤奴刘忠、韩喜者为之掊克，诸军怨愤。相卒出塞者且五百人，谋投虏中”63。崇祯元年，辽东宁远军“以军粮四月不得发，因大噪”64。由于相当数量的兵变都是失职的政府、贪酷的官员所激发，而且叛兵在叛乱后很快主动停止兵变，因此在处理这种类型的兵变时，明廷首选之策就是招抚。特别是到了明代中后期，蒙古和女真对明朝造成巨大的军事压力，对军人从轻处置就显得尤其重要。
其二，叛兵叛意并不坚决。明代兵变中的突出现象就是兵变发生后，叛兵常常会主动求赦。大同叛兵“使副总兵时陈出城，令为奏乞宥”65。辽东叛兵“乞遣故总兵郤永、侍郎周述赴辽抚镇”66。宁夏叛兵释放总兵张维忠，希望他“幸为我奏上，言我等实馨激之”67。叛兵在叛乱之后不久就主动向朝廷示好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1．兵变参与者复杂，各有打算。有人是被裹挟，或反意并不坚决:“时郎中詹荣与都指挥纪振、游击戴廉俱陷城中，相与谋曰:‘总制诚索首恶，当谋为内应。’时指挥马升为贼所拥戴，威令行城中。荣等激以大义，升委心焉，遂歃血盟。”68即便造反比较坚决的叛兵，在明军大军压境时，也会为保命而内讧。大同兵变时，“诸乱卒乃复擒徐毡儿等首恶四人以献”69。2．叛兵和明军实力相较悬殊。兵变发生后，明廷通常会调集优势兵力前往弹压。就九边而言，军镇和军镇之间互相救援是常态70。安化王朱寘鐇叛乱时，明廷调集京营和陕西、延绥、甘凉各路军马“讨之”71。哱拜之乱时，明廷前后调动了辽东、山西、延绥诸镇兵马前来平乱72。明军实力远胜叛兵，叛兵有所忌惮，客观上有助于兵变的解决。
其三，周边政治格局复杂。周边势力是明廷处理兵变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他们和明朝的关系会影响兵变的走向。如果周边是敌对势力，叛兵一般都会与之勾结，导致平乱更加困难，进而逼迫明廷采取更为温和的手段来解决兵变。大同兵变时，叛兵“勾北虏数万大举入冦”73;哱拜之乱时，叛兵“导引虏酋直拒潼关”74。反之，如果周边是友好势力，叛兵会因此失去抵抗的决心，明廷不需要采取强硬的手段即可迅速平定兵变。对于辽东兵变，曾忭就从政治格局的角度进行了精辟分析:“附近诸夷，则东为朝鲜，北为朵颜、海西、毛怜诸卫，皆国家冠带效顺之国，岁时称贡之臣。……夫外无强虏之援，内复鲜亲藩之比。大同六恃无一有者也，是故闭门呼噪而终不敢有他者，非诚有所畏惧，盖自量其力也。”75
其四，过往兵变积累的教训和经验。嘉靖初年，明世宗年轻气盛，加上通过大礼议打击大批富有政治经验的旧官员，提拔缺乏政治经验和军事能力的新贵，造成明廷处理重大兵变时能力不足。嘉靖三年、十二年的大同兵变，两次都是在明廷的主剿下，举城尽变，双方死伤无数，持续了接近一年的时间仍然无法解决。最后，明廷变剿为抚才得以平息。稍后的辽东兵变，明廷并未派兵征剿，避免了兵变的扩大化。最终辽东巡按曾铣密捕首恶十余名，兵变被轻松解决76。在过往惨痛教训和成功经验的启示下，此后明廷对兵变自然是以抚为主。
四、悉从重究:明朝对兵变首恶和当事官员的追责
兵变平息后，如何处理叛兵和当事官员尤为重要。一方面，对叛兵的处理要谨慎。如果不分首恶，一律严惩，可能“挑衅速祸，将激目前之变”77。如果从轻，则可能导致再度爆发兵变或者刺激新的兵变。嘉靖三年大同兵变，给事中刘祺等人认为，“由前日处甘肃叛卒之少宽”78。稍后的辽东兵变，林希元则认为，“朝廷之兵威，不振于大同，故肆然而无忌惮”79。另一方面，对当事官员的处理要公允。如果从严，“则伤体损威，将遗久大之忧”80，会导致继任官员不敢作为。如果从轻，官员犯错代价较小，可能会滋长腐败，引发新的兵变。因此，如何平衡轻重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明廷“不可不慎”的问题。
明宪宗时期，明廷对叛兵不予处罚，只轻罚主要当事官员。成化十四年(1478)二月，甘肃巡抚宋有文委托按察司佥事边完给边军折粮布，因布匹质量较差引发士卒鼓噪。事后，“有文寻取至京，诏免逮问，降二级，俟各布政司有缺改用”81。这起兵变未处罚叛兵，对当事官员也只是降级。弘治至嘉靖初年，明廷对叛兵和当事官员的处理发生变化，基本上是严惩叛兵首恶，轻处主要当事官员。弘治三年(1490)六月，甘肃总兵周玉督工较严引起军士张伏兴、楯成等人哗变，孝宗“命斩伏兴于市，枭首示众。楯成等十二人发辽东铁岭卫充军”82，对周玉则不予处理。从嘉靖八年起，对叛兵和当事官员的处理又出现新变化，叛兵首恶和当事官员都被严惩。嘉靖十四年，辽东叛兵赵劓儿、于蛮儿等首恶“径自处决，枭示各城”，并将主要当事官员巡抚吕经戍边，总兵刘淮革职83。万历哱拜之乱，总督叶梦熊下令对哱拜格杀勿论，对激变被杀的巡抚党馨，明廷则剥夺其官职，不给抚恤。崇祯元年，辽东宁远军因数月未得粮饷发生兵变，袁崇焕“宥首恶杨正朝、张思顺，诱捕其党，斩十六人，治本帅罪有差”84。总体来看，自成化元年至明末，明廷对叛兵和当事官员的处罚呈现逐渐加重的趋势，其原因或可归结如下:
其一，军人素质下降，军纪败坏。明初，军人南征北战，素质较高。朱元璋推行军屯，从经济上稳定了军队。至明中叶，卫所军户大量逃亡，为补充军队，募兵制盛行85。募兵虽然可以快速补充军力，但募兵素质堪忧，“今外而沿边，内而畿辅，不无驰马试剑、椎埋屠狗之徒”86。士兵素质较差，很容易导致兵变。嘉靖四十一年，延绥发生兵变，“榆卒素驯饬，初因前总兵李辅与巡抚董威有隙，纵诸军詈辱，威隐忍不能制。比南京有振武之变，榆卒遂渐犷悍，凡给粮督工稍违其意，即肆为流言，于是巡抚孙填、总兵孙勇皆庸懦不能驭众，卒至煽乱”87。因此，为整肃军纪，严明军政，有必要采取从重处罚的措施。
其二，兵变杀伤程度加深，性质也愈发严重。弘治三年的甘肃兵变，叛兵们仅仅是向总兵周玉“投瓦石”88。在此以后，兵变危害程度渐渐升级。哱拜之乱时，叛兵“拥众入军门，纵火焚烧公署，馨急乃亡走匿水洞，……遂戮馨，……然后焚兵备、粮储、理刑诸公署，收符印，释狱囚，卤略城中诸士庶不可胜数”，并许诺蒙古部族首领着力兔“以花马池至中卫恣女逐水草以为娱”89。从甘肃、宁夏等地的相关情况来看，兵变越往后杀伤越大，性质也越来越严重。鉴于兵变影响的日趋严重，明廷势必采取严惩叛兵的举措。
其三，吏治腐败，官员能力不足。明初朱元璋重典治吏，吏治清明。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正统年间，“自明兴至洪、宣、正统间，民淳俗富，吏易为治。而其时长吏亦多励长者行，以循良见称”90。从成化开始，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吏治逐渐出现问题91。明代的文官在发放粮饷、纪功核过、指挥作战等环节与军队联系密切92，日趋下降的文官素质自然容易引发兵变。文官如此，武官更甚。卫所武官因世袭和冗滥素质较差，这种情形不仅制约了军事力量的发展，而且激化了卫所中的官军矛盾93。军队中各级官员贪污政府粮饷、收受军兵贿赂，使得士卒生活困苦，进而逃亡导致卫所缺伍94。正是因为官员们的贪污腐化已经严重影响到军队稳定、地区安宁，所以嘉靖初年以大礼议成功上位的张璁等人强烈要求整顿长期形成的吏弊95。如此一来，严惩引发兵变的当事官员就成了必然选择。此外，随着兵变的增多，明廷对官员的应变能力也开始提出要求。
结语
对明代北部边疆兵变的考察，可以发现兵变的发生是明初以来政治、经济、军事形势演变过程中层累矛盾的极端反映。兵变参与对象复杂，兵变种类丰富，在时空分布上也与明代历史进程息息相关。兵变发生后，明廷对兵变的处置经历了从抚剿不定到以抚为主的转变，当明廷选择招抚也意味着明廷对兵变的处理日趋成熟。明廷对叛兵和当事官员的处罚与军人素质、吏治革新、兵变性质有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明代北部边疆的兵变深深影响着明朝的国运，明朝在屡次兵变中陷入不可解的困境。在政治上，兵变成为政敌打击对手的借口，使得党争加剧。而党争则导致前线官员所托非人，频频触发兵变或没有能力处理兵变。此外，明廷将叛兵与当事官员连带处罚很容易造成兵骄、官怠的消极后果，“遂使六七十年间，朝廷之法大坏而不可收拾，良可恨也”96。在经济上，清理军屯本应是筹集军队粮饷的重要方式，却屡屡遭到军队用兵变来回击，而国家为筹备军饷向百姓加赋，又激起了农民起义。在军事上，调兵援辽、勤王本可以增强地方的军事实力，但客军却往往因为畏战、缺饷而兵变，国家反而要花更多精力来平定兵变。兵变像一面镜子，照出了病入膏肓的明朝各个领域所充满的矛盾。在某种意义上，庙堂之上的党争再激烈，陕西的农民军再狡猾，辽东的清军再强大，这些都没有兵变来的更加直接、猛烈、震撼。当九边劲卒加入农民军成为攻城拔寨的主力，当从各地不远千里赶来京师的勤王军喧哗或逃散，当明军战前拒绝出击、主动杀掉官员向敌人投诚，作为王朝保护者的根本力量放弃抵抗，让京师成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这也意味着王朝的国运即将寿终正寝。
注释
1李大龙:《“中国边疆”的内涵及其特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3期。
2赵现海:《长城与边界:明朝北疆边界意识及其前近代特征》，《求是学刊》2014年第4期。
3参见范中义、王兆春等:《明代军事史》(上册)，《中国军事通史》第15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40页。
4参见刘景纯:《明代九边史地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26页
5参见商传:《试论“靖难之役”的性质》，《明史研究论丛》第1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10-225页;丛佩远:《明代辽东军户的反抗斗争》，《史学集刊》1985年第3期;薛正昌:《崇祯元年固原兵变与明末农民起义》，《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林延清:《论明代兵变的经济原因及历史作用》，《明史研究论丛》第4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68-382页;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75-401页;陈学文:《明代一次市民意识的新觉醒---万历十年杭州兵变和民变研究》，《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鲁宏立:《明代万历“哱拜之乱”原因新探》，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黄一农:《吴桥兵变:明清鼎革的一条重要导火线》，《清华学报》2012年第1期;邓涛:《明代兵变的转折点---嘉靖朝时局与甘州兵变》，《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4期。
6(1)张守:《毗陵集》卷9《奏状·论增置教授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72页。
7(2)陈瓘:《宋忠肃陈了斋四明尊尧集》卷6《边机门第五》，《续修四库全书》第44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83页。
8(3)郑若曾撰、李致忠点校:《筹海图编》卷11上《经略一·定庙谟》，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77页。
9(4)郭红、靳润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15、35页。
10(5)佚名:《奉天靖难记》卷1，《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4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431页。
11(6)《明武宗实录》卷62，正德五年四月庚寅，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1353页。
12(7)林延清:《论明代兵变的经济原因及历史作用》。
13(8)赖建诚:《边镇粮饷: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1531-1602)》，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11-313页。
14(9)《明神宗实录》卷198，万历十六年五月庚寅，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3729页。
15(10)谈迁:《国榷》卷91，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5555页。
16(11)关于明代各朝军屯被侵占的数据统计，可参见王毓铨:《明代的军屯》，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07-314页。
17(12)《明武宗实录》卷62，正德五年四月庚寅，第1352-1353页。
18(1)《明世宗实录》卷173，嘉靖十四年三月己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3772页。
19(2)《明世宗实录》卷42，嘉靖三年八月癸巳朔，第1088页。
20(3)《明世宗实录》卷155，嘉靖十二年十月庚辰，第3506页。
21(4)《明神宗实录》卷581，万历四十七年四月辛巳，第11054页。
22(5)《明世宗实录》卷10，嘉靖元年正月己巳，第383页。
23(6)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63《平哱拜》，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81页。
24(7)王雄:《明洪武时对蒙古人众的招抚和安置》，《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7年第4期。
25(8)参见奇文瑛:《论洪武时期故元官兵安置与军事卫所建设》，《民族史研究》第8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8页。
26(9)刘景纯:《明朝前期安置蒙古等部归附人的时空变化》，《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2期。
27(10)徐学聚:《国朝典汇》卷163《兵部二十七·兵变》，《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66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406页。
28(11)谈迁:《国榷》卷91，第5572页。
29(12)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第75页。
30(13)九边驻兵总数在各个时期不一样。明初洪武、永乐时期驻兵很多，分别为58万、68万。弘治时期，驻兵急剧减少，只有28万。嘉靖时期，驻兵又开始增加，达到47万。此后，北边驻兵剧增，隆庆、时期驻兵66万，万历时期驻兵68万，崇祯驻兵66万。参见梁淼泰:《明代“九边”的军数》，《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
31(14)《明太祖实录》卷42，洪武二年五月戊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831页。
32(15)谈迁:《国榷》卷100，第6033页。
33(1)王复兴:《论明成祖对蒙古的和平争取政策》，《齐鲁学刊》1985年第5期;蒋重跃:《朱棣对蒙古各部的均势政策与五次北征》，《浙江学刊》1990年第2期。
34(2)杨艳秋:《论明代洪熙宣德时期的蒙古政策》，《中州学刊》1997年第1期。
35(3)于默颖:《明蒙关系研究---以明蒙双边政策及明朝对蒙古的防御为中心》，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17-27页。
36(4)方志远:《“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
37(1)毛佩琦:《英宗·王振·土木之变》，《明史研究论丛》第7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第110-113页。
38(2)《明史》卷14《本纪第十四·宪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1页。
39(3)方志远认为成化朝是“一个外无强敌、内无大敌、百业兴旺、万民乐业的太平世道”。方志远:《成化皇帝大传》，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356页。
40(4)朱子彦:《论明孝宗与“弘治中兴”》，《求是学刊》1989年第6期。
41(5)《明太宗实录》卷207，永乐十六年十二月壬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1962年，第2114页。
42(6)王其榘:《明代内阁制度史》，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79页。
43(7)《明史》卷210《列传第九十八·张翀》，第5566页。
44(8)参见王尊旺:《明代九边军费考论》，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64-166页。
45(9)田澍:《明代哈密危机述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4期。
46(10)刘景纯:《明代九边史地研究》，第30页。
47(11)王士琦:《三云筹俎考》卷1《安攘考》，《续修四库全书》第73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页。
48(12)张士尊:《明代辽东边疆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64页。
49(1)胡凡:《论明穆宗对北部边防的整顿》，《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2期。
50(2)韦庆远:《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第14-15页。
51(3)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74-377页。
52(4)《明史》卷305《列传第一百九十三·宦官二》，第7822页。
53(5)苗棣:《魏忠贤专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11-119页。
54(6)《明史》卷222《列传第一百十·郑洛》，第5851页。
55(7)田澍:《张居正的蒙古观及其实践》，《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2期。
56(8)《明世宗实录》卷42，嘉靖三年八月癸巳，第1089页。
57(1)《明世宗实录》卷45，嘉靖三年十一月丁丑，第1164-1165页。
58(2)《明世宗实录》卷155，嘉靖十二年十月庚辰，第3507页。
59(3)《明世宗实录》卷173，嘉靖十四年三月己丑，第3773页。
60(4)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1《哱拜哱承恩》，《续修四库全书》第43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36页。
61(5)崇祯年间，辽东成为清军的统治区，河北、山东一带成为明朝边疆。因此，在吴桥发生的兵变可以算作是北部边疆发生的兵变。
62(6)毛霦:《平叛记》卷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5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690页。
63(7)《明世宗实录》卷425，嘉靖三十四年八月丁丑，第7360页。
64(8)《崇祯实录》卷1，崇祯元年春正月甲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1962年，第33页。
65(9)《明世宗实录》卷42，嘉靖三年八月癸巳，第1089页。
66(10)《明世宗实录》卷174，嘉靖十四年四月丙午，第3785页。
67(11)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1《哱拜哱承恩》，《续修四库全书》第436册，第136页。
68(12)高岱:《鸿猷录》卷15《再定大同》，《续修四库全书》第38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01页。
69(13)高岱:《鸿猷录》卷14《抚定大同》，《续修四库全书》第389册，第395页。
70(14)刘景纯:《明代九边的军事策应与救援》，《宁夏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71(15)《明武宗实录》卷62，正德五年四月己酉，第1369页。
72(16)路虹:《明代宁夏镇“哱拜之乱”述论》，《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73(17)孙允中:《云中纪变》，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1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87页。
74(18)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1《哱拜哱承恩》，《续修四库全书》第436册，第136-137页。
75(1)曾忭:《平政令示镇静以定危疑疏》，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230，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416-2417页。
76(2)《明世宗实录》卷177，嘉靖十四年七月甲申，第3821-3822页。
77(3)曾忭:《平政令示镇静以定危疑疏》，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230，第2417页。
78(4)沈国元:《皇明从信录》卷28，《续修四库全书》第35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467页。
79(5)林希元:《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卷3《献愚计以制边军以御强胡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491页。
80(6)曾忭:《平政令示镇静以定危疑疏》，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230，第2417页。
81(7)《明宪宗实录》卷175，成化十四年二月乙未，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1962年，第3153-3154页。
82(8)《明孝宗实录》卷39，弘治三年六月丙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1962年，第822页。
83(9)《明世宗实录》卷177，嘉靖十四年七月甲申，第3823-3824页。
84(10)《崇祯实录》卷1，崇祯元年正月甲申，第33-34页。
85(11)范中义:《论明朝军制的演变》，《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
86(12)林希元:《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卷3《献愚计以制边军以御强胡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5册，第492页。
87(13)《明世宗实录》卷509，嘉靖四十一年五月壬辰，第8383页。
88(1)《明孝宗实录》卷39，弘治三年六月丙戌，第822页。
89(2)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1《哱拜哱承恩》，《续修四库全书》第436册，第136、138页。
90(3)《明史》卷281《列传第一百六十九·循吏》，第7198-7199页。
91(4)张献忠:《明代中后期的贪污受贿面面观》，赵毅、秦海滢主编:《第十二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81-192页。
92(5)陈宝良:《明代的文武关系及其演变---基于制度、社会及思想史层面的考察》，《安徽史学》2014年第2期。
93(6)梁志胜:《明代卫所武官世袭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434页。
94(7)刘金祥:《明代卫所缺伍的原因探析---兼谈明代军队的贪污腐败》，《北方论丛》2003年第5期。
95(8)田澍:《嘉隆万时期的吏弊走向与政局演变---以海瑞视阈为中心的考察》，《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10期。
96(9)高拱:《高文襄公文集》卷3《纶扉外稿·正国是顺民心以尊朝廷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08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46页。
关键词 : 明代,北部边疆:九边; 兵变
引言
兵变是中国古代常见现象，着名的如汉代七国之乱、唐代玄武门兵变、宋代陈桥兵变、清代三藩之乱，这些兵变往往直接改变王朝历史进程。有明一代兵变频发，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兵变主要有建文年间燕王朱棣发动的靖难之役、正德年间的宁王朱宸濠之乱、万历年间的哱拜之乱、崇祯年间的吴桥兵变，这些兵变对明代的政治、经济、军事乃至国运盛衰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国古代的边疆是动态的，它随着国力盛衰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而改变1。洪武、永乐时期，长城一线只是北部边疆的“内边疆”军事体系，和边界没有关系。仁、宣以后，长城慢慢成为明、蒙之间的政权边界，长城一线则成了北部边疆2。北部边疆地理位置险要，明朝在此布下重兵3，这种军事部署沿续成习，发展到后来的九边军镇走向了成熟。历史上北部边疆的地理范围也就是九边4，在此驻守重兵的目的乃在于守护帝国北境，但也会经常发生兵变加剧边疆危机。因此，通过九边的地域范围考察明代北部边疆兵变，不仅可以管窥明初以来政治、军事、经济发展中的积弊，有助于考察明代兵变、治军与国运兴衰的关系，也为探讨明亡原因时，在党争、农民起义、清军实力等传统视角之外提供了新的视角。
学界对明代兵变的研究，主要都是针对着具体个案展开，聚焦在兵变的起因、过程、结果、影响等方面5。从整体上对明代兵变进行宏观考察的研究仍显欠缺，在明廷对兵变处理的分析上也还有待深化。本文尝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对明代北部边疆兵变的时空分布、明廷对兵变的应对和事后追责进行探讨，希冀可以推进相关研究。
一、明代北部边疆兵变的类型
“兵变”在古代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战乱，宋人张守《毗陵集》云“国家自遭兵变，二圣播迁”6，这里的兵变指的是金朝灭亡北宋的靖康之变，主要是战乱的意思。二是指军队发生叛乱，宋人陈瓘《边机门第五》载:“淤田保甲与庆州兵变自不相关。”7庆州兵变是熙宁四年(1071)庆州军人发生的叛乱。在明代，兵变主要是指军队发生叛乱，明人唐顺之云:“近者吴淞、定海之间，水卒呼粮，挟官缚吏，则兵变之渐矣。”8万历时人徐学聚《国朝典汇》记载了从洪武到隆庆时期的兵变，既有正规军兵变，也有归附军、土司兵、民兵兵变。既有烧杀掳掠、伤害官员百姓情节严重的兵变，也有鼓噪、喧哗等情节轻微的兵变。循此思路，笔者采纳明人对兵变的认识，宗王、归附军、民兵、被收编的强盗、农民起义军的叛变都视为兵变。同样的，军队不管是喧哗、鼓噪，还是有伤害、掳掠的行为也视为兵变。据此查考明代北部边疆兵变，按照参与对象，主要可以分为三种:
(一)宗王兵变
明代的宗王兵变主要发生在正德以前(包括正德)，正德以后基本绝迹。明代宗王在北部边疆发动兵变的有燕王朱棣、安化王朱寘鐇、安定王朱尚炌，其中只有朱棣、朱寘鐇成功发动兵变。
建文元年(1399)，朱棣在北平发动靖难之役。北平是北平布政使司的治所，北平布政使司在明代的管辖范围最北可至内蒙古的宁城县9。从广义上来讲，北平亦可以算作是明代的边疆地区。因此，靖难之役可以算是明代北部边疆第一次兵变。靖难之役是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动:“祖训云:‘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必训兵讨之，以清君侧之恶。’……义与奸邪不共戴天，必奉行天讨，以安社稷。”10此后，这种假借清除奸臣名义来发动兵变的做法为其他宗王所惯用。正德五年(1510)，安化王朱寘鐇在宁夏发动了北部边疆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宗王兵变。这次兵变同样是以清除奸臣的名义发动:“近年以来，主幼国危，奸宦用事，舞弄国法，残害忠良，蔽塞言路，无复忌惮，致丧天下之心，几亡神器之重。”11靖难之役和安化王朱寘鐇兵变的不同在于，朱棣在发动兵变前已经掌握了大量军队，而朱寘鐇在兵变前王府护卫早已被撤去，他是凭借与都指挥何锦、周昂等人的私人关系成功发起兵变。
(二)正规军兵变
明代北部边疆兵变占明代兵变的比重很大。林延清曾指出，统治阶级对士兵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是明代兵变的基本原因12，这是从士兵的角度而言。如果将兵变主导力量军官也纳入考察，兵变原因也相应会更加复杂。笔者认为大致有以下五种:(1)粮饷缺乏。明代早期军屯得到很好的发展，军队的粮饷充足。从嘉靖开始，明朝对九边的粮饷供应已经出现缺乏的情况13，到万历、崇祯，缺饷的现象更为严重，长期缺饷导致兵变频繁发生。万历十六年(1588)五月，延绥巡抚梅友松奏神木、孤山两地三月内营军“以月粮久虚，相继鼓噪”14。崇祯四年(1631)四月，陕西榆林定边营降丁大噪，“盖阙饷五旬”15。(2)整顿军政。明代中期开始，军屯、军户、牧马田等军政弊端重重，官员们对此进行了清革，这些措施因为触及军队的利益，引发兵变。正德初年，鉴于大量军屯被势豪侵占16，刘瑾下令对此进行清查，但由于下属周东“督责严急，率以五十亩为一顷，又亩敛银为赂瑾资”17，不满的军队被安化王朱寘鐇利用发动兵变。嘉靖十四年(1535)，辽东巡抚吕经认为辽东地区三个余丁供养一个军户以及每匹马享有国家提供的五十亩牧马田不合理，下令“每军给余丁一，余悉编入徭册征银解广宁库，追牧马田还官，召佃纳租”18，结果酿成兵变。(3)怨役畏战。嘉靖初年，张文锦试图在大同北面兴建五堡，构建新的防御网。但士卒“皆不乐往”，“文锦严令趣之，参将贾鉴望风杖其队长，督之行。诸卒郭鉴、柳忠等遂倡乱，杀鉴，裂其尸”19。嘉靖十二年，大同总兵李瑾决定在天城、左孤店等处修建壕沟防御蒙古骑兵，“克日计工，督并严急，瑾驭众苛刻，素不得士心，役兴，众益怨”20，遂酿为兵变。大同作为明蒙冲突的最前线，经常直面蒙古的冲击。万历末年，努尔哈赤起兵反明，在萨尔浒之役大败明军。万历四十七年四月，宣府总兵刘孔胤率领的援辽兵畏惧清兵，“逗遛不赴，军乘机遂哗”21。(4)官员内讧。官员之间因为工作关系，很容易会产生矛盾，特别是作为监察者的御史和被监察者的军官。正德十三年，“陕西、甘州等五卫军大乱，杀巡抚都御史许铭，焚其尸”22。这次兵变后来被查实为甘州总兵官李隆阴嗾乱兵杀巡抚许铭。(5)武装割据。明代后期，国力下降，地方势力觊觎之心萌生。万历二十年，宁夏副总兵哱拜发动兵变。起初，哱拜“至金城，见诸镇兵皆出其下，贼平驰还，取径塞外，戎骑辟易不敢逼，遂有轻中外心，恣睢骄横”23。后在党馨的激变下，哱拜唆使部下叛乱，试图割据宁夏独霸一方。
(三)归附军和降民兵变
归附军和降民主要指的是被明军收编的蒙古降军和农民起义军，是明代兵变的一个特殊类型。明初，明朝和蒙古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俘虏或招降了多达七八十万的蒙古军人24。相当一部分归附军被编入卫所成为明军25，并安置在北边26，当明蒙双方在北边激战互有胜负时，蒙古归附军往往会伺机叛变。洪武二十一年(1388)八月，“鞑军安置陕西者皆叛”27。崇祯年间，出现了大量的农民起义军复叛的例子，如崇祯四年九月，“神一魁复叛”28。伪降是古代农民起义中的常见现象，明末的农民起义军实力不如明军，“在不利的形势下，为了麻痹敌人，摆脱困境，也曾多次采用这种手段”29。
总体而言，明代北部边疆兵变参与对象复杂，兵变原因多样。各个时期、各个地区因为面临的政治、经济、军事背景不同，兵变参与对象、发生原因存在较大差异。大致来看，明代前期立国未稳，政治局势复杂，由归附军、宗王发动的具有政治目的的兵变较多。明代中后期，特别是正德以后，宗王争夺皇位的兵变基本绝迹，由政治腐败、经济压迫、军事高压诱发的兵变增多。
二、明代北部边疆兵变的时空分布特征
明代在北部边疆沿着长城一线设置了诸多军镇，后来被统称为九边，从东到西依次是: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山西镇、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明廷在这一地带驻兵众多，占明军总数比例最高达到78%30，这一地带发生的兵变非常多，几乎与王朝相始终。它最早始于洪武二年，“张良臣复据庆阳叛”31。最晚的是崇祯十七年，“昌平兵哗，焚杀官民”32。选取九边兵变作为研究对象，对我们了解整个明代北部边疆兵变具有窥斑见豹的作用(具体情况详见表1)。
(表1)明代北部边疆兵变大略表(以“九边”为考察范围)
说明:1．明代九边军事部署代表帝国北部边疆的军事部署，笔者此处对北部边疆的兵变情况的统计即取九边的地域范围。2．同一时期不同地方发生的兵变视作两次。3．京师不属于九边的范围，所以此地兵变如靖难之役不列入统计。同样的，吴桥兵变虽然发生在北部边疆，但其不属于九边，亦不予统计。4．明代崇祯以前的兵变在各朝实录中基本上都有记载，数据比较全面。崇祯朝无实录，崇祯朝兵变通过谈迁、吴伟业、冯梦龙等时人的着作进行统计。资料来源:《明实录》、《国朝典汇》卷163《兵部二十七·兵变》、《国榷》、《绥寇纪略》、《怀陵流寇始终录》卷6、《甲申纪事》卷3等。
根据表1可知，九边为代表的明代北部边疆在明代16朝中至少有12朝都曾发生过兵变，可见，明代北部边疆兵变之繁。从时间分布上来看，兵变呈“V”字型分布特征。从洪武以后到弘治，兵变渐趋减少;从正德到隆庆，兵变逐渐增多;从万历到崇祯，兵变呈高发态势。总体而言，兵变数量呈现增加趋势，兵变频率越来越高。从洪武到弘治共发生兵变22次，每年约0.2次。从正德到隆庆共发生兵变19次，每年约0.28次。从万历到崇祯共发生兵变49次，每年约0.68次。各朝兵变频率(次/年)从高到低依次是:崇祯1.4、泰昌1、天启0.57、万历0.42、洪武0.41、嘉靖0.31、正德0.25、永乐0.18、隆庆0.17、成化0.08、正统0.07、弘治0.05。大体上看，明代后期各朝兵变要比前期明显严重。结合历史传统，我们可以将甘肃镇、固原镇、宁夏镇、延绥镇视为九边西部，大同镇、山西镇、宣府镇视为九边中部，蓟州镇、辽东镇视为九边东部。从空间分布上来看，兵变高发区域呈现从西到中、东西并发的发展趋势。从洪武到弘治，九边西部发生兵变14次，中部5次，东部3次，西部是兵变的重灾区。从正德到隆庆，九边西部发生兵变4次，中部9次，东部6次，兵变高发区域从西部转移到中部。从万历到崇祯，九边西部发生兵变23次，中部2次，东部24次，中部不再是兵变高发区域，西部和东部都成为兵变重灾区。根据兵变的时空分布特征，我们将明代以九边为代表的北部边疆兵变的发展分三个时期论述如下:
(一)从洪武到弘治
这段时期的兵变主要是归附军兵变，高达17次。其次是明军兵变，有4次。最少的是宗王兵变，只有1次。总体而言，兵变数量呈现下降趋势，兵变发生范围逐渐缩小。兵变高发区域在九边西部，主要是因为西部的蒙古归附军叛变较多。
归附军兵变主要与明蒙战争有关。洪武年间，明蒙在长城一线展开激战，归附军兵变较多。永乐年间，朱棣继续打击蒙古，对蒙古采取扶弱抑强，分而御之的政策33，蒙古无力对明军构成威胁，归附军的兵变渐趋减少。洪熙、宣德年间，明朝对蒙古更加注意安抚，双方关系进一步缓和，和平成为主流34。正统年间瓦剌壮大，和明朝再次爆发军事冲突，归附军兵变有所抬头，但数量并不多。正统之后，蒙古部落实力更加强盛，归降的蒙古人少，由他们主导的兵变因此也就不再发生了35。
正规军的兵变并不多，而且很多兵变的发生具有偶然性，尚未出现因军官压迫、粮饷缺乏或是士卒骄横引发的兵变，这与这段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发展状况有关。洪武年间，朱元璋重典治国，“明前期之严肃冷酷，较之雍乾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36。朱元璋的重典治国尽管严酷，但也意味着军人较少受到官员剥削、压榨。而且朱元璋大力发展和完善军屯和盐商开中则例，保障了军饷供给。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也非常重视军政建设，优待士兵，军队纪律严明、战斗力强。此后洪熙、宣德两朝继承和保持了洪武、永乐的政策。这段时期内政清明，明军战斗力强，外部军事压力小，兵变相应也少。正统、景泰、天顺时期，明代政治进一步发展。英宗时期，虽然太监王振多为人诟病，但实际上他是推动正统政治发展的重要人物37。景泰时期，明景帝朱祁钰重用于谦等人，击退瓦剌的入侵，并对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整顿和改革，使当时明朝社会由乱而治渐开中兴。天顺时期，英宗复辟后，重用李贤主持内阁，韩雍、白圭等人主持军政，政治清明，军队纪律严明，战斗力强，边疆得以安宁。成化、弘治时期，政治总体上较为清明。成化时期，明宪宗“笃于任人，谨于天戒，蠲赋省刑”38，内政较为清明39。弘治时期，明孝宗朱佑樘裁抑宦官及佞幸之臣，重用李东阳、谢迁等贤臣，重视军政，爱护军人40。从外部环境来看，九边西部的吐鲁番、中部的蒙古、东部的女真等部族虽然屡屡和明朝发生冲突，但吐鲁番、女真实力非常有限，蒙古部落则在土木堡之变后四分五裂，所以这段时期明朝的外部军事压力并不大。总的来讲，成、弘二朝虽然稍逊仁、宣，但仍然属于政治较清明、军事压力较小的时代。
宗王兵变只有1次。永乐十六年(1418)，“西安中护卫百户张诚、小旗孙成告安定王尚炌反谋”41。安定王朱尚炌的兵变未发动就被镇压。建文年间，建文帝削藩引发朱棣的靖难，朱棣在称帝之后继续对藩王保持高压态势。他一方面剥夺宗王的王府护卫，代王朱桂、周王朱橚、岷王朱楩、辽王朱植等王的王府护卫被撤;一方面鼓励告发宗王罪行，永乐三年齐王朱榑、永乐十四年谷王朱橞被告发将谋反。宗王们被裁掉护卫、和兵变扯上关系，这些情况表明明初政治并不稳定。
(二)从正德到隆庆
这段时期的兵变主要是正规军兵变，相对前一个时期而言，兵变数量逐渐增加，兵变发生范围逐渐扩大。兵变的高发区域主要在中部，这与内部政治腐败和外部军事压力有关。正德时期，明武宗荒嬉，明朝政治开始恶化。王其榘认为从正统到正德“无论从政治上和财政经济方面来说，都是在走下坡路，弘治时，只稍稍有过短暂的停留，到正德年间，又加速了往下滑行的速度”42。政治腐败可以从农民起义次数反映出来，正德16年间全国就发生了30多次大规模的流民起义。同样的，正德时期九边兵变4次，相当于正统、成化、弘治的总和，也可以证明正德时期政治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在军事上，蒙古部族侵扰较少，明朝因外部军事压力引发的兵变并不多。嘉靖时期，世宗委政于严嵩，贪腐之风盛行，军政遭到严重破坏:“文武将吏率由贿进。其始不核名实，但通关节，即与除授。其后不论功次，但勤问遗，即被超迁。托名修边建堡，复军者得荫子，滥杀者得转官。公肆诋欺，交相贩鬻。而祖宗二百年防边之计尽废坏矣。户部岁发边饷，本以赡军。自嵩辅政，朝出度支之门，暮入奸臣之府。输边者四，馈嵩者六。”43在经济上，明朝对九边的粮饷供应巨幅增加，但开始出现拖欠问题44，因粮饷缺乏导致的兵变越来越多。在军事上，明朝开始承认吐鲁番的地位，不再闭关绝贡，西北危机解除45，西部兵变也随之减少。中部由于不断遭到蒙古部落的侵扰，军事压力非常大。根据刘景纯的统计，从嘉靖五年到嘉靖四十四年，蒙古犯边高达136次46。“景泰、天顺而后，云中、应、朔之区时时备虏，至嘉靖则无岁不蹂践为战场矣”47，大同、宣府成为他们首选的侵扰区域，两地兵变也逐渐增多。东部的兵变主要发生在辽东，多与政治腐败有关。虽然从嘉靖中期开始，建州女真和明朝关系紧张。但明朝仍然占据绝对优势，这段时期辽东军事压力并不大48。隆庆元年(1567)，明穆宗宣布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明朝出现一个比较全面的开放局面。对北部的边防，明穆宗大力整顿军政，先后调任谭纶、戚继光、王崇古等名臣驻守九边，并大举修筑边墙和墩台，九边军事实力明显增强49。隆庆五年，明廷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开放通贡互市，九边面临的军事压力减小，这段时期九边兵变骤减，仅大同一地发生过兵变。
(三)从万历到崇祯
这段时期的兵变主要是正规军兵变和降民兵变，与内部政治腐败和外部军事压力有关。相对前一个时期而言，兵变数量急剧增加，兵变的高发区域从中部转移到西部和东部。
万历初期，明神宗以幼龄继位，朝政委于首辅张居正。张居正在十年中主导政治、经济、军事改革，效果显着50。内部政治较为清明，外部军事压力小，九边在万历十年前仅仅发生2次兵变，平均每年0.2次。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去世，万历帝主导了对张居正的清算。在政治上，考成法被废除，对官员的监察制约失效，官场贪腐之风盛行，党争也日益激烈。在经济上，九边军事开支不断增加51，而国家财政不足以支撑。特别是万历三大征后，国家财政状况更差。在军事上，西北的蒙古持续南下，辽东的努尔哈赤在万历四十六年反明，九边西部和东部军事压力非常大。张居正去世后，九边发生兵变19次，平均每年0.5次。泰昌、天启两朝，政治、军事的形势进一步恶化。明光宗朱常洛对万历朝的许多政策进行了修正，也关心边兵生活，两次发银100万两犒劳辽东等处边防将士。但他在位仅一个月，施行的措施实效如何未可知。天启时期，明熹宗重用的大太监魏忠贤“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52，和东林党党争激烈，朝政大坏。这段时期，努尔哈赤攻陷了沈阳、辽阳等重地，明军在辽东前线屡战屡败，外部军事压力很大。崇祯时期，明思宗朱由检严厉打击阉党，东林党重新得势，党争之激烈甚至超过万历、天启时期53。而崇祯刚愎自用，喜怒无常，生性猜疑，最终和文官集团合作破裂，政局大坏。在经济上，天灾人祸不断，国家财政崩溃。在军事上，九边西部农民起义不断，明军节节败退，东部的清军屡屡南下掳掠内地。这段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各个领域全部崩溃，也使得兵变剧增。从万历到崇祯，九边的西部和东部都是兵变高发地。西部的兵变主要发生在甘肃、延绥二镇。自从俺答封贡后，蒙古部族经常从甘肃镇进入青海，甘肃镇名存实亡:“松套宾兔等屡越甘肃侵扰河、湟诸番。……他部往来者，率取道甘肃，甘肃镇臣以通款弗禁也。”54北部大量蒙古部族不断向青海地区的迁移，“使西北边疆与东北边疆皆成为明朝最为严重的‘边患’地区”55。延绥镇的兵变则主要与农民起义军有关。崇祯年间明军怨役畏战、粮饷缺乏或投降明军的农民起义军复叛，使陕西成为农民起义的重灾区。东部蓟州镇、辽东镇的兵变则主要与朝鲜、辽东以及镇压农民军的战事有关。从万历中期开始，明朝从全国各地调集大量军队入朝抗倭、入辽抗清、入京勤王，有很多兵变与官员贪酷、畏战、粮饷不足有关。
三、以抚为主:明廷对兵变的应对
虽然明代兵变很多，但有些兵变规模不大，性质较轻，很快就被地方官员平定，明廷直接介入处理的兵变实际上并不多。从武宗朝开始，明廷介入解决的兵变相对增多，如正德五年安化王朱寘鐇之变、正德十六年朱宸濠之变、嘉靖三年和十二年大同兵变、嘉靖十四年辽东兵变、万历二十年哱拜之乱、崇祯四年吴桥兵变。明廷在收到兵变奏报后，都给出了处理意见并采取了果断措施。但由于京师距离兵变发生地较远，有的兵变在明廷还未介入之前就已经被当地官员平定，可见在嘉靖以前明廷处理兵变的实际经验并不多。明廷在处理兵变时往往不知所措，乃至频繁改变处理方式，显得极其被动。
嘉靖三年八月，大同发生兵变，明世宗认为兵变是因为“文锦抚驭失宜，贾鉴督工严刻”，命兵部左侍郎李昆前往大同“赦之”56。尽管兵变暂时平息，但同年十一月蒙古入侵甘肃，明廷调兵防御引起大同士卒误会，再度据城叛乱。大臣对此的看法是，“往时事起仓卒，不暇分首从，概为宽宥，致令反侧生疑，乞今未定。窃谓不诛元恶无以息后患”57，决定以剿为主。嘉靖十二年，大同再乱，明世宗主张对叛兵予以痛剿:“逆军蔑视国法屡肆叛乱，势难遥度，其令源清等随宜处置，务使国法大伸，恶逆殄灭，毋得更事姑息，贻地方后患。”58此后，明廷对兵变的处理方式发生新的变化。嘉靖十四年，辽东兵变，明廷非常谨慎，“以事未经查勘难以遽议，宜令巡按御史会同总兵官从实查勘”59，并没有派遣军队前往弹压。万历年间哱拜初乱时，总督魏学曾当即“以羽檄征副总戎李昫，因使使者张云晓譬恩等，趋归降”60。崇祯年间吴桥兵变61发生后，“时剿抚之议纷云不一，当事主先入言力持抚议，以为必可就绪。于是遣兵部主事张国臣来讲抚”62。
可以发现明廷对兵变的处理从主张以剿为主转向了以抚为主，考其缘由，大致如下:
其一，兵变大多与政府失职和官员渎职有关，如官员行事苛刻、贪污腐败、政府不能及时发放粮饷等等。嘉靖三十四年，“大同总兵官韩承庆贪纵失士卒心。有徤奴刘忠、韩喜者为之掊克，诸军怨愤。相卒出塞者且五百人，谋投虏中”63。崇祯元年，辽东宁远军“以军粮四月不得发，因大噪”64。由于相当数量的兵变都是失职的政府、贪酷的官员所激发，而且叛兵在叛乱后很快主动停止兵变，因此在处理这种类型的兵变时，明廷首选之策就是招抚。特别是到了明代中后期，蒙古和女真对明朝造成巨大的军事压力，对军人从轻处置就显得尤其重要。
其二，叛兵叛意并不坚决。明代兵变中的突出现象就是兵变发生后，叛兵常常会主动求赦。大同叛兵“使副总兵时陈出城，令为奏乞宥”65。辽东叛兵“乞遣故总兵郤永、侍郎周述赴辽抚镇”66。宁夏叛兵释放总兵张维忠，希望他“幸为我奏上，言我等实馨激之”67。叛兵在叛乱之后不久就主动向朝廷示好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1．兵变参与者复杂，各有打算。有人是被裹挟，或反意并不坚决:“时郎中詹荣与都指挥纪振、游击戴廉俱陷城中，相与谋曰:‘总制诚索首恶，当谋为内应。’时指挥马升为贼所拥戴，威令行城中。荣等激以大义，升委心焉，遂歃血盟。”68即便造反比较坚决的叛兵，在明军大军压境时，也会为保命而内讧。大同兵变时，“诸乱卒乃复擒徐毡儿等首恶四人以献”69。2．叛兵和明军实力相较悬殊。兵变发生后，明廷通常会调集优势兵力前往弹压。就九边而言，军镇和军镇之间互相救援是常态70。安化王朱寘鐇叛乱时，明廷调集京营和陕西、延绥、甘凉各路军马“讨之”71。哱拜之乱时，明廷前后调动了辽东、山西、延绥诸镇兵马前来平乱72。明军实力远胜叛兵，叛兵有所忌惮，客观上有助于兵变的解决。
其三，周边政治格局复杂。周边势力是明廷处理兵变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他们和明朝的关系会影响兵变的走向。如果周边是敌对势力，叛兵一般都会与之勾结，导致平乱更加困难，进而逼迫明廷采取更为温和的手段来解决兵变。大同兵变时，叛兵“勾北虏数万大举入冦”73;哱拜之乱时，叛兵“导引虏酋直拒潼关”74。反之，如果周边是友好势力，叛兵会因此失去抵抗的决心，明廷不需要采取强硬的手段即可迅速平定兵变。对于辽东兵变，曾忭就从政治格局的角度进行了精辟分析:“附近诸夷，则东为朝鲜，北为朵颜、海西、毛怜诸卫，皆国家冠带效顺之国，岁时称贡之臣。……夫外无强虏之援，内复鲜亲藩之比。大同六恃无一有者也，是故闭门呼噪而终不敢有他者，非诚有所畏惧，盖自量其力也。”75
其四，过往兵变积累的教训和经验。嘉靖初年，明世宗年轻气盛，加上通过大礼议打击大批富有政治经验的旧官员，提拔缺乏政治经验和军事能力的新贵，造成明廷处理重大兵变时能力不足。嘉靖三年、十二年的大同兵变，两次都是在明廷的主剿下，举城尽变，双方死伤无数，持续了接近一年的时间仍然无法解决。最后，明廷变剿为抚才得以平息。稍后的辽东兵变，明廷并未派兵征剿，避免了兵变的扩大化。最终辽东巡按曾铣密捕首恶十余名，兵变被轻松解决76。在过往惨痛教训和成功经验的启示下，此后明廷对兵变自然是以抚为主。
四、悉从重究:明朝对兵变首恶和当事官员的追责
兵变平息后，如何处理叛兵和当事官员尤为重要。一方面，对叛兵的处理要谨慎。如果不分首恶，一律严惩，可能“挑衅速祸，将激目前之变”77。如果从轻，则可能导致再度爆发兵变或者刺激新的兵变。嘉靖三年大同兵变，给事中刘祺等人认为，“由前日处甘肃叛卒之少宽”78。稍后的辽东兵变，林希元则认为，“朝廷之兵威，不振于大同，故肆然而无忌惮”79。另一方面，对当事官员的处理要公允。如果从严，“则伤体损威，将遗久大之忧”80，会导致继任官员不敢作为。如果从轻，官员犯错代价较小，可能会滋长腐败，引发新的兵变。因此，如何平衡轻重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明廷“不可不慎”的问题。
明宪宗时期，明廷对叛兵不予处罚，只轻罚主要当事官员。成化十四年(1478)二月，甘肃巡抚宋有文委托按察司佥事边完给边军折粮布，因布匹质量较差引发士卒鼓噪。事后，“有文寻取至京，诏免逮问，降二级，俟各布政司有缺改用”81。这起兵变未处罚叛兵，对当事官员也只是降级。弘治至嘉靖初年，明廷对叛兵和当事官员的处理发生变化，基本上是严惩叛兵首恶，轻处主要当事官员。弘治三年(1490)六月，甘肃总兵周玉督工较严引起军士张伏兴、楯成等人哗变，孝宗“命斩伏兴于市，枭首示众。楯成等十二人发辽东铁岭卫充军”82，对周玉则不予处理。从嘉靖八年起，对叛兵和当事官员的处理又出现新变化，叛兵首恶和当事官员都被严惩。嘉靖十四年，辽东叛兵赵劓儿、于蛮儿等首恶“径自处决，枭示各城”，并将主要当事官员巡抚吕经戍边，总兵刘淮革职83。万历哱拜之乱，总督叶梦熊下令对哱拜格杀勿论，对激变被杀的巡抚党馨，明廷则剥夺其官职，不给抚恤。崇祯元年，辽东宁远军因数月未得粮饷发生兵变，袁崇焕“宥首恶杨正朝、张思顺，诱捕其党，斩十六人，治本帅罪有差”84。总体来看，自成化元年至明末，明廷对叛兵和当事官员的处罚呈现逐渐加重的趋势，其原因或可归结如下:
其一，军人素质下降，军纪败坏。明初，军人南征北战，素质较高。朱元璋推行军屯，从经济上稳定了军队。至明中叶，卫所军户大量逃亡，为补充军队，募兵制盛行85。募兵虽然可以快速补充军力，但募兵素质堪忧，“今外而沿边，内而畿辅，不无驰马试剑、椎埋屠狗之徒”86。士兵素质较差，很容易导致兵变。嘉靖四十一年，延绥发生兵变，“榆卒素驯饬，初因前总兵李辅与巡抚董威有隙，纵诸军詈辱，威隐忍不能制。比南京有振武之变，榆卒遂渐犷悍，凡给粮督工稍违其意，即肆为流言，于是巡抚孙填、总兵孙勇皆庸懦不能驭众，卒至煽乱”87。因此，为整肃军纪，严明军政，有必要采取从重处罚的措施。
其二，兵变杀伤程度加深，性质也愈发严重。弘治三年的甘肃兵变，叛兵们仅仅是向总兵周玉“投瓦石”88。在此以后，兵变危害程度渐渐升级。哱拜之乱时，叛兵“拥众入军门，纵火焚烧公署，馨急乃亡走匿水洞，……遂戮馨，……然后焚兵备、粮储、理刑诸公署，收符印，释狱囚，卤略城中诸士庶不可胜数”，并许诺蒙古部族首领着力兔“以花马池至中卫恣女逐水草以为娱”89。从甘肃、宁夏等地的相关情况来看，兵变越往后杀伤越大，性质也越来越严重。鉴于兵变影响的日趋严重，明廷势必采取严惩叛兵的举措。
其三，吏治腐败，官员能力不足。明初朱元璋重典治吏，吏治清明。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正统年间，“自明兴至洪、宣、正统间，民淳俗富，吏易为治。而其时长吏亦多励长者行，以循良见称”90。从成化开始，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吏治逐渐出现问题91。明代的文官在发放粮饷、纪功核过、指挥作战等环节与军队联系密切92，日趋下降的文官素质自然容易引发兵变。文官如此，武官更甚。卫所武官因世袭和冗滥素质较差，这种情形不仅制约了军事力量的发展，而且激化了卫所中的官军矛盾93。军队中各级官员贪污政府粮饷、收受军兵贿赂，使得士卒生活困苦，进而逃亡导致卫所缺伍94。正是因为官员们的贪污腐化已经严重影响到军队稳定、地区安宁，所以嘉靖初年以大礼议成功上位的张璁等人强烈要求整顿长期形成的吏弊95。如此一来，严惩引发兵变的当事官员就成了必然选择。此外，随着兵变的增多，明廷对官员的应变能力也开始提出要求。
结语
对明代北部边疆兵变的考察，可以发现兵变的发生是明初以来政治、经济、军事形势演变过程中层累矛盾的极端反映。兵变参与对象复杂，兵变种类丰富，在时空分布上也与明代历史进程息息相关。兵变发生后，明廷对兵变的处置经历了从抚剿不定到以抚为主的转变，当明廷选择招抚也意味着明廷对兵变的处理日趋成熟。明廷对叛兵和当事官员的处罚与军人素质、吏治革新、兵变性质有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明代北部边疆的兵变深深影响着明朝的国运，明朝在屡次兵变中陷入不可解的困境。在政治上，兵变成为政敌打击对手的借口，使得党争加剧。而党争则导致前线官员所托非人，频频触发兵变或没有能力处理兵变。此外，明廷将叛兵与当事官员连带处罚很容易造成兵骄、官怠的消极后果，“遂使六七十年间，朝廷之法大坏而不可收拾，良可恨也”96。在经济上，清理军屯本应是筹集军队粮饷的重要方式，却屡屡遭到军队用兵变来回击，而国家为筹备军饷向百姓加赋，又激起了农民起义。在军事上，调兵援辽、勤王本可以增强地方的军事实力，但客军却往往因为畏战、缺饷而兵变，国家反而要花更多精力来平定兵变。兵变像一面镜子，照出了病入膏肓的明朝各个领域所充满的矛盾。在某种意义上，庙堂之上的党争再激烈，陕西的农民军再狡猾，辽东的清军再强大，这些都没有兵变来的更加直接、猛烈、震撼。当九边劲卒加入农民军成为攻城拔寨的主力，当从各地不远千里赶来京师的勤王军喧哗或逃散，当明军战前拒绝出击、主动杀掉官员向敌人投诚，作为王朝保护者的根本力量放弃抵抗，让京师成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这也意味着王朝的国运即将寿终正寝。
注释
1李大龙:《“中国边疆”的内涵及其特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3期。
2赵现海:《长城与边界:明朝北疆边界意识及其前近代特征》，《求是学刊》2014年第4期。
3参见范中义、王兆春等:《明代军事史》(上册)，《中国军事通史》第15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40页。
4参见刘景纯:《明代九边史地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26页
5参见商传:《试论“靖难之役”的性质》，《明史研究论丛》第1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10-225页;丛佩远:《明代辽东军户的反抗斗争》，《史学集刊》1985年第3期;薛正昌:《崇祯元年固原兵变与明末农民起义》，《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林延清:《论明代兵变的经济原因及历史作用》，《明史研究论丛》第4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68-382页;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75-401页;陈学文:《明代一次市民意识的新觉醒---万历十年杭州兵变和民变研究》，《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鲁宏立:《明代万历“哱拜之乱”原因新探》，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黄一农:《吴桥兵变:明清鼎革的一条重要导火线》，《清华学报》2012年第1期;邓涛:《明代兵变的转折点---嘉靖朝时局与甘州兵变》，《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4期。
6(1)张守:《毗陵集》卷9《奏状·论增置教授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72页。
7(2)陈瓘:《宋忠肃陈了斋四明尊尧集》卷6《边机门第五》，《续修四库全书》第44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83页。
8(3)郑若曾撰、李致忠点校:《筹海图编》卷11上《经略一·定庙谟》，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77页。
9(4)郭红、靳润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15、35页。
10(5)佚名:《奉天靖难记》卷1，《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4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431页。
11(6)《明武宗实录》卷62，正德五年四月庚寅，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1353页。
12(7)林延清:《论明代兵变的经济原因及历史作用》。
13(8)赖建诚:《边镇粮饷: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1531-1602)》，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11-313页。
14(9)《明神宗实录》卷198，万历十六年五月庚寅，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3729页。
15(10)谈迁:《国榷》卷91，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5555页。
16(11)关于明代各朝军屯被侵占的数据统计，可参见王毓铨:《明代的军屯》，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07-314页。
17(12)《明武宗实录》卷62，正德五年四月庚寅，第1352-1353页。
18(1)《明世宗实录》卷173，嘉靖十四年三月己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3772页。
19(2)《明世宗实录》卷42，嘉靖三年八月癸巳朔，第1088页。
20(3)《明世宗实录》卷155，嘉靖十二年十月庚辰，第3506页。
21(4)《明神宗实录》卷581，万历四十七年四月辛巳，第11054页。
22(5)《明世宗实录》卷10，嘉靖元年正月己巳，第383页。
23(6)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63《平哱拜》，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81页。
24(7)王雄:《明洪武时对蒙古人众的招抚和安置》，《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7年第4期。
25(8)参见奇文瑛:《论洪武时期故元官兵安置与军事卫所建设》，《民族史研究》第8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8页。
26(9)刘景纯:《明朝前期安置蒙古等部归附人的时空变化》，《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2期。
27(10)徐学聚:《国朝典汇》卷163《兵部二十七·兵变》，《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66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406页。
28(11)谈迁:《国榷》卷91，第5572页。
29(12)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第75页。
30(13)九边驻兵总数在各个时期不一样。明初洪武、永乐时期驻兵很多，分别为58万、68万。弘治时期，驻兵急剧减少，只有28万。嘉靖时期，驻兵又开始增加，达到47万。此后，北边驻兵剧增，隆庆、时期驻兵66万，万历时期驻兵68万，崇祯驻兵66万。参见梁淼泰:《明代“九边”的军数》，《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
31(14)《明太祖实录》卷42，洪武二年五月戊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831页。
32(15)谈迁:《国榷》卷100，第6033页。
33(1)王复兴:《论明成祖对蒙古的和平争取政策》，《齐鲁学刊》1985年第5期;蒋重跃:《朱棣对蒙古各部的均势政策与五次北征》，《浙江学刊》1990年第2期。
34(2)杨艳秋:《论明代洪熙宣德时期的蒙古政策》，《中州学刊》1997年第1期。
35(3)于默颖:《明蒙关系研究---以明蒙双边政策及明朝对蒙古的防御为中心》，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17-27页。
36(4)方志远:《“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
37(1)毛佩琦:《英宗·王振·土木之变》，《明史研究论丛》第7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第110-113页。
38(2)《明史》卷14《本纪第十四·宪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1页。
39(3)方志远认为成化朝是“一个外无强敌、内无大敌、百业兴旺、万民乐业的太平世道”。方志远:《成化皇帝大传》，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356页。
40(4)朱子彦:《论明孝宗与“弘治中兴”》，《求是学刊》1989年第6期。
41(5)《明太宗实录》卷207，永乐十六年十二月壬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1962年，第2114页。
42(6)王其榘:《明代内阁制度史》，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79页。
43(7)《明史》卷210《列传第九十八·张翀》，第5566页。
44(8)参见王尊旺:《明代九边军费考论》，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64-166页。
45(9)田澍:《明代哈密危机述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4期。
46(10)刘景纯:《明代九边史地研究》，第30页。
47(11)王士琦:《三云筹俎考》卷1《安攘考》，《续修四库全书》第73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页。
48(12)张士尊:《明代辽东边疆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64页。
49(1)胡凡:《论明穆宗对北部边防的整顿》，《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2期。
50(2)韦庆远:《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第14-15页。
51(3)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74-377页。
52(4)《明史》卷305《列传第一百九十三·宦官二》，第7822页。
53(5)苗棣:《魏忠贤专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11-119页。
54(6)《明史》卷222《列传第一百十·郑洛》，第5851页。
55(7)田澍:《张居正的蒙古观及其实践》，《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2期。
56(8)《明世宗实录》卷42，嘉靖三年八月癸巳，第1089页。
57(1)《明世宗实录》卷45，嘉靖三年十一月丁丑，第1164-1165页。
58(2)《明世宗实录》卷155，嘉靖十二年十月庚辰，第3507页。
59(3)《明世宗实录》卷173，嘉靖十四年三月己丑，第3773页。
60(4)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1《哱拜哱承恩》，《续修四库全书》第43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36页。
61(5)崇祯年间，辽东成为清军的统治区，河北、山东一带成为明朝边疆。因此，在吴桥发生的兵变可以算作是北部边疆发生的兵变。
62(6)毛霦:《平叛记》卷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5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690页。
63(7)《明世宗实录》卷425，嘉靖三十四年八月丁丑，第7360页。
64(8)《崇祯实录》卷1，崇祯元年春正月甲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1962年，第33页。
65(9)《明世宗实录》卷42，嘉靖三年八月癸巳，第1089页。
66(10)《明世宗实录》卷174，嘉靖十四年四月丙午，第3785页。
67(11)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1《哱拜哱承恩》，《续修四库全书》第436册，第136页。
68(12)高岱:《鸿猷录》卷15《再定大同》，《续修四库全书》第38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01页。
69(13)高岱:《鸿猷录》卷14《抚定大同》，《续修四库全书》第389册，第395页。
70(14)刘景纯:《明代九边的军事策应与救援》，《宁夏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71(15)《明武宗实录》卷62，正德五年四月己酉，第1369页。
72(16)路虹:《明代宁夏镇“哱拜之乱”述论》，《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73(17)孙允中:《云中纪变》，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1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87页。
74(18)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1《哱拜哱承恩》，《续修四库全书》第436册，第136-137页。
75(1)曾忭:《平政令示镇静以定危疑疏》，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230，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416-2417页。
76(2)《明世宗实录》卷177，嘉靖十四年七月甲申，第3821-3822页。
77(3)曾忭:《平政令示镇静以定危疑疏》，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230，第2417页。
78(4)沈国元:《皇明从信录》卷28，《续修四库全书》第35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467页。
79(5)林希元:《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卷3《献愚计以制边军以御强胡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491页。
80(6)曾忭:《平政令示镇静以定危疑疏》，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230，第2417页。
81(7)《明宪宗实录》卷175，成化十四年二月乙未，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1962年，第3153-3154页。
82(8)《明孝宗实录》卷39，弘治三年六月丙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1962年，第822页。
83(9)《明世宗实录》卷177，嘉靖十四年七月甲申，第3823-3824页。
84(10)《崇祯实录》卷1，崇祯元年正月甲申，第33-34页。
85(11)范中义:《论明朝军制的演变》，《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
86(12)林希元:《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卷3《献愚计以制边军以御强胡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5册，第492页。
87(13)《明世宗实录》卷509，嘉靖四十一年五月壬辰，第8383页。
88(1)《明孝宗实录》卷39，弘治三年六月丙戌，第822页。
89(2)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1《哱拜哱承恩》，《续修四库全书》第436册，第136、138页。
90(3)《明史》卷281《列传第一百六十九·循吏》，第7198-7199页。
91(4)张献忠:《明代中后期的贪污受贿面面观》，赵毅、秦海滢主编:《第十二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81-192页。
92(5)陈宝良:《明代的文武关系及其演变---基于制度、社会及思想史层面的考察》，《安徽史学》2014年第2期。
93(6)梁志胜:《明代卫所武官世袭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434页。
94(7)刘金祥:《明代卫所缺伍的原因探析---兼谈明代军队的贪污腐败》，《北方论丛》2003年第5期。
95(8)田澍:《嘉隆万时期的吏弊走向与政局演变---以海瑞视阈为中心的考察》，《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10期。
96(9)高拱:《高文襄公文集》卷3《纶扉外稿·正国是顺民心以尊朝廷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08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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