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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市场结构性改变对内需扩大的作用分析

发布时间:2022-03-04 17:27:31

  摘    要: 本文着眼于经济新常态下消费市场结构性变化对扩大内需的影响。首先,通过2000-2019年的宏观经济数据说明消费市场已经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在城乡双元视角下,农村消费市场的结构性变化更快、程度更高,农村消费市场能够对扩大内需产生更大的影响。其次,从居民收入差距、产业结构和消费习惯三个方面分析抑制内需扩大的因素。最后,从需求侧管理、海外消费回流、农村市场觉醒三个角度论述了消费市场结构性变化对扩大内需的影响途径。本文研究既为扩大内需的路径提供理论层面的分析,也为扩大内需提供了来自消费市场的实践启示。

  

  关键词 :     消费市场;扩大内需;双循环战略;结构性变化;需求侧;

  

  城乡双元视角下我国消费现状

  

  (一)宏观最终消费率与资本形成率

  

  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国内需求可以分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类,分别可以用最终消费率和资本形成率反映。最终消费率指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之和占当年度GDP的比值,资本形成率指资本形成总额占当年度GDP的比值,两者均为支出法口径下的计算结果。图1展示了2000-2019年最终消费率与资本形成率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到近二十年间这两个指标分别呈“U”型和“倒U”型的发展路线。自2000年起,最终消费率由63.88%连续下降,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10年下降至最低点49.35%,此后逐步回升,2016-2019年在稳定在55%的基础上小幅上升;资本形成率由33.73%逐步上升,2011年的47.03%为二十年间的顶点,此后逐步下降,跌至2019年的43.08%。两者呈此消彼长的结构,双方差距为“正U”型发展,未来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主要原因在于投资形成率的下滑。杨金磊(2011)认为,消费率的持续走低说明消费水平偏低。然而,结合宏观经济的高速发展与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客观背景来看,消费率持续走低的原因在于GDP总量的高速扩张,而国内消费水平没有与之匹配的增长速度。GDP的增长可能存在滞后的影响效应,未来一段时间后,当国内消费水平达到当时GDP的匹配增速时,国内的消费市场、消费结构等均会迎来井喷式的发展。此外,资本投资率在2009-2014年间保持着45%以上的比例,投资需求未来可能继续有所下跌。

  

  (二)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

  

  图2为以当年价格计算的城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值与城乡消费水平对比在2000-2019年的变化折线图。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呈现逐步陡峭的上升态势,二十年间增长了约四倍,从6999.34元增长到35625.01元,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指数增长了六倍有余,从1917.03元增长到15163.04元。从中可以看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增长比城镇居民更快。随之而来的现象就是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的缩小,2000年城乡比值为3.65,此后一路下降,但幅度不明显。自2010年开始,由于应对金融危机的宏观下乡政策的刺激,城乡比值的下降出现更快的趋势,至2019年已经达到2.35。

  

  (三)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现状

  

  图3为2000-2019年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结构的统计数据。总体来看,衣物和食品的占比呈下降趋势,住房、出行和医疗的占比日趋上升,娱乐项目支出有小幅的下降。衣、食、住、行、医疗和娱乐分别从2000年的10.01%、39.18%、10.01%、7.9%、6.36%和12.56%变化为2019年的6.21%、28.22%、23.45%、13.27%、8.82%和11.66%。民以食为天,食品消费是城镇居民日常消费中占据大头的支出项目,尽管连年下跌,但仍稳居支出项目的第一位。住房消费占比在2014年陡然从9.38%增加到22.48%,之后基本稳定。这一年除医疗外的所有支出项目均有所下降,食品支出下降最多,为4.97%。城镇居民较为重视自身健康,在其他支出均因住房消费而被挤占的情况下,医疗支出占比仍有所上升。

  

  图1 2000-2019年最终消费率与资本形成率(单位:%)

  

  (三)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现状

  

  图3为2000-2019年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结构的统计数据。总体来看,衣物和食品的占比呈下降趋势,住房、出行和医疗的占比日趋上升,娱乐项目支出有小幅的下降。衣、食、住、行、医疗和娱乐分别从2000年的10.01%、39.18%、10.01%、7.9%、6.36%和12.56%变化为2019年的6.21%、28.22%、23.45%、13.27%、8.82%和11.66%。民以食为天,食品消费是城镇居民日常消费中占据大头的支出项目,尽管连年下跌,但仍稳居支出项目的第一位。住房消费占比在2014年陡然从9.38%增加到22.48%,之后基本稳定。这一年除医疗外的所有支出项目均有所下降,食品支出下降最多,为4.97%。城镇居民较为重视自身健康,在其他支出均因住房消费而被挤占的情况下,医疗支出占比仍有所上升。

  

  图1 2000-2019年最终消费率与资本形成率(单位:%)

  

  抑制内需扩大的消费层面因素

  

  居民收入差距。当前我国居民收入结构存在着地区、行业和城乡之间的异化特征。在地区方面,由于改革开放时期的政策偏向,以广州、深圳为代表的南方沿海城市获得了发展的先机,尔后沿海经济带逐步形成,自南向北的浙江、江苏、山东等沿海省份逐步发展,形成了从沿海到内陆的经济梯队。在这一过程中,居民收入水平出现了地区异化的特征,沿海发达地区的居民收入水平远高于内陆地区,并对内陆地区的劳动力、资金等产生了“虹吸效应”。中西部地区职工平均工资显着低于东部地区,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涌向高收入地区,留在中西部地区的人群既不具备获得高水平收入的能力,当地也没有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经济基础。在行业方面,与垄断企业、国有企业等特殊性质的企业相比,普通中小企业的职工薪酬普遍偏低,尤其是对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中小企业职工而言,高额的生存成本限制了他们的消费能力。在城乡方面,农村地区居民收入来源有限,尽管城乡消费支出在近几年中呈缩小趋势,但在改革开放的影响下的长期视角来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加之基本社会保障、保险等考虑,实际收入差距应当大于统计数据所能展现的结果。居民收入差距不利于内需的扩大。只有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甚至是贫富差距,才能真正刺激低收入者的消费意愿,从而扩大内需。

  

  产业结构。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整体产业结构建设偏重于工业与制造业,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我国已经集成了制造业的所有门类,在领先全球的工业支持下,我国完成了对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经济体量的超越。然而,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高、劳动力密集程度高等“三高”特征始终是产业结构调整亟待解决的问题。生产结构的问题在于第二产业的过度集中,使得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GDP贡献值落后于国际标准与国际普遍水平。产业技术结构的问题在于对发达国家先进、核心技术的依赖,消费者在国内购买的国产品牌的核心技术仍没有实现完全的国产化,造成消费者对产品的认同感不高。相应的,存在部分消费者对国外产品的偏好,致使对国内产品的需求程度较低。从产业结构整体来看,我国当前的支柱型产业(工业与制造业)存在着产业资源利用率低、没有发挥出规模经济优势的不足之处,从而造成了对扩大内需的阻碍。我国已经出台例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宏观政策导向,以期从供给侧消除对内需扩大的阻碍。

  

  消费习惯与观念。在我国买方市场的环境特征下,内需能否扩大,关键在于消费者的主动消费行为。从文化视角来看,“勤俭节约”的中华传统美德使得我国居民往往将“消费”与“浪费”画等号,这样的观念在农村地区和中老年群体中尤为普遍。从商品质量来看,尽管近年来我国的电子设备、运输工具等制造领域的国产产品质量直线上升,但长期以来对“国产”“国货”等形成的刻板印象致使消费者更偏好于选择外来商品消费,而非选择国产产品。我国内需的基础较为薄弱,主要原因在于居民消费习惯。由于近代中国动荡的社会环境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艰苦建设时期,我国居民的消费习惯是典型的滞后消费,即习惯于先储蓄后消费。未演变为提前消费的原因固然有社会保障不足、生活压力大等外界因素,但消费习惯是不可忽视的,这是来自居民主观的因素。当居民更多地将资金储蓄而非消费,扩大内需便无从谈起。

  

  消费市场结构性变化对扩大内需的影响途径

  

  “需求侧”管理的完善。消费行为的产生离不开来自供给侧和需求侧的主体。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任务中,需求侧的管理亦是不能忽视的重点。刘鹤(2020)提到,扩大内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基点,需要高度重视需求侧的管理。从广义而言,需求侧的管理涉及到对需求的刺激、抑制和动态调整。当前扩大内需、扩大消费情境下的需求侧管理主要是对需求的刺激。消费市场的结构性变化意味着需求侧将发挥更大的影响,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供给侧也必须关注到来自需求侧的变化。例如,我国居民出行和医疗的消费支出占据消费的比重越来越大,这意味着居民存在着对便利、快捷的出行与保障自身健康的需要,供给侧应当着力满足居民的出行与医疗的需要。建立完善的需求侧管理体系与体制,及时把握消费市场的即时动态,从源头捕捉并识别到未来居民急需的物件,组织专门的企业进行研发与生产,将初试产品更快地推向市场,再总结来自消费者的初步使用反馈,最后正式推出满足居民使用需求的产品。只有真正切实到居民需要的供给,才能更好地扩大内需,实现消费升级,服务于双循环战略的顺利实施。

  

  海外消费的回流。在对本国产品质量存疑的消费市场现实环境下,选择购买进口产品的消费行为并没有对国内消费和国内经济环境的升级产生作用;在部分国家逆全球化发展的战略下,我国居民购买进口产品而消费出去的资金,亦未随着资金的循环而流回到国内。然而,随着华为、安踏等一批知名的国产品牌走向国际,口碑、声誉和产品质量均不逊于国际公司的产品,消费市场出现了海外消费的回流现象。在海关等多部门的协同下,海外消费的回流重塑了消费市场的购买力基础,进一步巩固了“内循环”,在部分领域完成了外需到内需的转变。

  

  农村市场消费的觉醒。我国买方市场的形成原因和消费潜力的增长依据在于人口基数。庞大的人口基数是我国消费升级的基础,而我国更多的人口遍布在农村,因此,内需是否扩大,更重要的关注市场应当是农村的消费市场。农村居民的特征在于高储蓄、低消费。虽然近年经济水平的优化提升和乡村振兴政策的有力推进增加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但他们更偏重于将收入进行储蓄,而非消费,其消费水平存在着广阔的提升空间;在从温饱型消费向小康型消费过渡期间,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对出行和医疗的需求程度更高,也更倾向于在出行与医疗方面消费。由于义务教育、高等教育覆盖面的扩大与高素质劳动力回乡就业,农村居民的整体消费意识开始觉醒,消费需要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急速上升。在农村居民高储蓄率所蕴含的消费潜力是可观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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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王杨内外双循环背景下服务业发展与扩大内需双向互动机制探讨[J]商业经济研究,2021(2)

  

  [4]张蓉城乡二元结构下居民收入变迁及其消费市场作用机理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20(23)

  

  [5]贺群舟,李杰消费分级背景下农村消费市场下沉的商业模式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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